从崔中丞过卢少尹郊居 文翻注译
寓居湘岸四无邻,世网难婴每自珍。
莳药闲庭延国老,开樽虚室值贤人。
泉回浅石依高柳,径转垂藤闲绿筠。
闻道偏为五禽戏,出门鸥鸟更相亲。
寓居湘岸四无邻,世网难婴每自珍。
住在湘江岸边四周没有邻居,世俗的尘网无法束缚总令人珍重。
莳药闲庭延国老,开樽虚室值贤人。
空闲的庭院种上芍药邀请国老,打开陈年老酒清扫厅堂接待贤人。
泉回浅石依高柳,径转垂藤闲绿筠。
清泉浅浅地回漩在石上傍依着高高的柳树,小路婉转在垂下的藤条间隔的绿竹中。
闻道偏为五禽戏,出门鸥鸟更相亲。
上路偏偏又遭到鹅儿戏弄,出门却见鸥鸟自由飞翔相爱相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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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居湘岸四无邻,世网难婴每自珍。
婴(yīng):缠绕,羁绊。
莳药闲庭延国老,开樽虚室值贤人。
延:邀请。
樽(罇)(zūn):酒杯,引申为盛酒的器皿。
值:当值,引申为接待。
泉回浅石依高柳,径转垂藤闲绿筠。
筠(yún):竹子的表皮。
引申为竹子的别称。
闻道偏为五禽戏,出门鸥鸟更相亲。
闻道:闻,布达。
闻道,声闻于路,即上路。
五禽戏:古代一种体育治疗法。
其法仿虎、鹿、熊、猿、鸟的姿态。
五禽:指鸡、鸭、鹅、鸽、鹑五种家禽,五禽中鹅追赶人。
诗中以五禽代鹅既写丰足,暗寓自己的衷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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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居湘岸四无邻,世网难婴每自珍。
住在湘江岸边四周没有邻居,世俗的尘网无法束缚总令人珍重。
婴(yīng):缠绕,羁绊。
莳药闲庭延国老,开樽虚室值贤人。
空闲的庭院种上芍药邀请国老,打开陈年老酒清扫厅堂接待贤人。
延:邀请。
樽(罇)(zūn):酒杯,引申为盛酒的器皿。
值:当值,引申为接待。
泉回浅石依高柳,径转垂藤闲绿筠。
清泉浅浅地回漩在石上傍依着高高的柳树,小路婉转在垂下的藤条间隔的绿竹中。
筠(yún):竹子的表皮。
引申为竹子的别称。
闻道偏为五禽戏,出门鸥鸟更相亲。
上路偏偏又遭到鹅儿戏弄,出门却见鸥鸟自由飞翔相爱相亲。
闻道:闻,布达。
闻道,声闻于路,即上路。
五禽戏:古代一种体育治疗法。
其法仿虎、鹿、熊、猿、鸟的姿态。
五禽:指鸡、鸭、鹅、鸽、鹑五种家禽,五禽中鹅追赶人。
诗中以五禽代鹅既写丰足,暗寓自己的衷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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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夜坐赠吴武陵 文
稍稍雨侵竹,翻翻鹊惊丛。
美人隔湘浦,一夕生秋风。
积雾杳难极,沧波浩无穷。
相思岂云远,即席莫与同。
若人抱奇音,朱弦縆枯桐。
清商激西颢,泛滟凌长空。
自得本无作,天成谅非功。
希声閟大朴,聋俗何由聪。
夏初雨后寻愚溪 文赏
悠悠雨初霁,独绕清溪曲。
引杖试荒泉,解带围新竹。
沉吟亦何事,寂寞固所欲。
幸此息营营,啸歌静炎燠。
悠悠雨初霁,独绕清溪曲。
引杖试荒泉,解带围新竹。
沉吟亦何事,寂寞固所欲。
幸此息营营,啸歌静炎燠。
诗的开头两句:“悠悠雨初霁,独绕清溪曲。
”霁是指雨后或雪后转晴。
久雨初晴,诗人独自来到清澈的小溪旁,顺着弯弯曲曲的溪岸行走。
好像是在暗喻他前半生的经历,如同在绵绵的春雨之中,走过了许许多多的弯路,终于找到“愚溪”这块“世外桃源”。
第三、四句:“引杖试荒泉,解带围新竹。
”写他看到荒野中的清泉,忍不住举起手中的拐杖去试探深浅;
并且将自己身上的带子解下,把那些倒伏的嫩竹捆扶起来。
通过对景物的描写突出自己的行动。
似乎是在自我表白:虽然独自一人被贬到永州,但是他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利用手中的笔,去试探清泉的“深浅”,什么毁谤、诬陷与攻击,统统撇在了脑后;
同时,还要对那些后学晚辈之类“嫩竹”,尽力给予关照与扶持。
第五、六句:“沉吟亦何事,寂寞固所欲。
”写他以前经常为了功名利禄之类事情而沉吟不已,白白地浪费了许多光阴;
但为了实现“利安元元”的远大抱负和理想,又惧怕什么孤独与寂寞呢?
那些东西,本来就是自己应该预料得到的结果。
第七、八句:“幸此息营营,啸歌静炎燠。
”营营是谋求的意思;
炎燠是指天气极热。
这两句中的“幸”字和“静”字,特别耐人寻味。
“幸”字是“有幸、幸运”的意思。
写他“有幸”来到这里休养生息,应该大声唱着歌谣来对付特别炎热的天气。
“许国不复为身谋”,要为自己的理想和事业去奋斗,肯定会付出不少的代价。
跟屈原以身殉国相比,跟元和元年(公元 806 年)被赐死于贬所的王叔文相比,自己还是非常“幸运”的人。
“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呢?
“静”字可以看作全诗的“诗眼”。
古人说:“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
”在柳宗元的眼中,愚溪是一个与自己拥有同样的品质,同样遭遇的天涯知己。
他与它对话,倾诉自己的情怀和不平,从而获得心理上的暂时平衡和安慰;
他有意识地在这人烟稀少的远僻之地,用“拐杖去试探荒泉的深浅”,扶起“倒伏的嫩竹”,“以 动求静”;
他用一种平和、恬静的心态,来对待炎热的“天气”——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诗中所创设出来的这种宁静、淡远的意境,是由于柳宗元对世俗的淡漠;
而对世俗的淡漠,来自于佛教的出世思想作用的结果。
因而,他能够心无挂碍,和世俗事务暂时绝缘,本着一种超功利、超现实的心境,从自然中体会到了禅意,又以禅意去体味人生,从而达到了与自然与人生合一的闲散悠然的境界,放下争逐之心、功利之念,甚至觉得脱离了局促的社会政治樊篱,贬谪南荒对他倒是一件幸事。
所以,他觉得必须高高兴兴地去面对未来,敢于大声地唱着歌去迎接“炎夏”的挑战。
《夏初雨后寻愚溪》,跟他同时期的许多诗文都有所不同,格外豁达、乐观,不再为自己的处境而烦恼,不再为日后的前程而困扰,给人一种“解脱世俗尘网的束缚、超越人世间烦扰与困惑”的崭新的精神风貌。
他坚持了这种在困境中顽强执着的追求精神,和勇往直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才使得困居“南荒”的十年,成了柳宗元生命里程中崭新的拼搏时期,铸就了唐代文学史与思想史上的又一座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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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三良 文翻赏
束带值明后,顾盼流辉光。
一心在陈力,鼎列夸四方。
款款效忠信,恩义皎如霜。
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
壮躯闭幽隧,猛志填黄肠。
殉死礼所非,况乃用其良。
霸基弊不振,晋楚更张皇。
疾病命固乱,魏氏言有章。
从邪陷厥父,吾欲讨彼狂。
束带值明后,顾盼流辉光。
衣冠整洁的三良正遇上明君秦穆公,他们才高志大,一顾一盼都光彩四射。
一心在陈力,鼎列夸四方。
他们竭尽全力辅助朝政,使秦国与列国鼎足而立,受到四方称颂。
款款效忠信,恩义皎如霜。
三良效忠穆公恳切殷勤忠诚不二,君臣间恩礼情义就像秋霜般洁净。
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
穆公在生时同三良就像一个人一样,死了也不肯同三良分身。
壮躯闭幽隧,猛志填黄肠。
壮士之躯埋闭在幽深墓道,勇猛之志只得填充在棺木中。
殉死礼所非,况乃用其良。
人死陪葬不是礼义之举,况且还是用他的忠信良臣!
霸基弊不振,晋楚更张皇。
霸主的基业于是乎衰败不振,而晋楚的国势趁此壮大兴隆。
疾病命固乱,魏氏言有章。
魏武帝之子之所以不从父命,以人为殉,是认识到父亲被疾病搞迷乱了,遗命不需要遵从。
从邪陷厥父,吾欲讨彼狂。
康公遵从非礼的殉葬作法,陷入父皇陷阱,我想揭竿而起讨伐那昏庸的秦康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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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带值明后,顾盼流辉光。
一心在陈力,鼎列夸四方。
款款效忠信,恩义皎如霜。
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
壮躯闭幽隧,猛志填黄肠。
殉死礼所非,况乃用其良。
霸基弊不振,晋楚更张皇。
疾病命固乱,魏氏言有章。
从邪陷厥父,吾欲讨彼狂。
“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
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
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
”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
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
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
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
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
《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
谁从穆公,子车、奄息。
维此奄息,百夫之特。
临其穴,惴惴其栗。
彼苍者天,歼我良人。
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
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
”马说甚是。
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
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
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
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
……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
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
”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
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
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
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
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
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
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
”《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
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
”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
“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
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
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
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
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
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
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
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
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
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
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
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
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
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
”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
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
《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
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
……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
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
”宗元所论正是本此。
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
《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
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
’疾病则曰:‘必以为殉。
’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
’”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
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
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
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
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
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
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
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
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
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
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
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
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
”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
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
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
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
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
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
参考资料: 1、 高平.柳宗元《咏三良》诗质疑[J].古典文学知识,2008(02)
巽公院五咏 文翻
戏题石门长老东轩 文注
石门长老身如梦,旃檀成林手所种。
坐来念念非昔人,万遍莲花为谁用?
如今七十自忘机,贪爱都忘筋力微。
莫向东轩春野望,花开日出雉皆飞。
石门长老身如梦,旃檀成林手所种。
身如梦:指人生往事如梦。
旃檀(zhāntán沾谈):梵文“旃檀那”的省称,即檀香。
玄应《众经音义》:“旃檀那,外国香木也,有赤、白、紫等数种。
”是一种常绿乔木,木材极香,可以用来制作扇骨等多种器具,也可药用,或制成各种香料。
手所种:指旃檀的幼树是石门长老亲手栽种。
坐来念念非昔人,万遍莲花为谁用?
非昔人:其意是说,石门长老长年坐坛念经,年岁渐老,今非昔比。
万遍:形容反复念诵。
莲花:指《妙法莲华经》,这里泛指一切佛经。
为谁用:意为没有人愿意听他念诵佛经。
如今七十自忘机,贪爱都忘筋力微。
忘机:指忘却计较或没有巧诈之心。
这里指自甘恬淡与世无争。
贪爱:指石门长老年青时的理想与追求。
筋力微:形容身心老迈,壮志消沉。
莫向东轩春野望,花开日出雉皆飞。
雉(zhì志):即野鸡。
雉皆飞:比喻诗人亲友多丧、孤苦伶仃的意思。
典出乐府琴曲《雉朝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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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元暠师诗 文翻
侯门辞必服,忍位取悲增。
去鲁心犹在,从周力未能。
家山余五柳,人世遍千灯。
莫让金钱施,无生道自弘。
侯门辞必服,忍位取悲增。
王侯们的责备定当服从,容忍司马之位我日增悲愤。
去鲁心犹在,从周力未能。
计“堕三都”孔子逃离鲁国,周朝大礼我无力振兴。
家山余五柳,人世遍千灯。
陶潜隐居避开尘世的纷争,人世间到处是香烟燎绕的佛灯。
莫让金钱施,无生道自弘。
不要以为施舍金钱就是佛道,弘扬佛道还需懂得“无灭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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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府杂曲。鼓吹铙歌。铁山碎 文
铁山碎,大漠舒。
二虏劲,连穹庐。
背北海,专坤隅。
岁来侵边,或傅于都。
天子命元帅,奋其雄图。
破定襄,降魁渠。
穷竟窟宅,斥余吾。
百蛮破胆, 边氓苏。
威武辉耀,明鬼区。
利泽弥万祀,功不可逾。
官臣拜手,惟帝之谟。
段九秀才处见亡友吕衡州书迹 文
闻籍田有感 文翻注赏
天田不日降皇舆,留滞长沙岁又除。
宣室无由问釐事,周南何处托成书。
天田不日降皇舆,留滞长沙岁又除。
皇帝不久就要率领百官去东郊祭典,而我就像被贬长沙的贾谊又过了一年。
宣室无由问釐事,周南何处托成书。
汉帝刘恒曾经在宣室向贾谊请教过鬼神的事,我即使写成典籍,滞留周南却无法送达皇帝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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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田不日降皇舆,留滞长沙岁又除。
皇舆(yú于):天子坐的车。
宣室无由问釐事,周南何处托成书。
釐(xī希)事:指鬼神与幸福吉祥方面的事情。
“釐”同“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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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田不日降皇舆,留滞长沙岁又除。
宣室无由问釐事,周南何处托成书。
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句,却使用了两个典故,因此显得比较深奥难懂。
第一个典故跟汉朝的贾谊有关。
贾谊是雒阳(今河南洛阳)人,生活在公元前200—168年之间。
据《史记·贾谊传》记载:贾谊才十八岁时,就因为能够写诗做文章而著名。
后来被河南太守吴治平推荐给汉文帝刘恒,二十多岁就成了博士,并在一年之内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相当于现在的司局级干部)。
本来深受文帝的器重,打算给他授予公卿的职位,但由于不少高官的反对与毁谤,汉文帝逐渐疏远了他,将他贬为长沙王的老师。
贾谊经过湘江时,写了一篇吊唁屈原的诗词,借屈原被谗言所害放逐到江南来比喻自己。
他在长沙滞留了四年多的时间,还算幸运,终于被文帝想起来了,急忙派人把他征召回京城。
入朝觐见时,文帝正坐在宣室之中,品尝祭神之后剩余下来的肉,因为对鬼神的事情有不少疑问,所以向他请教有关鬼神和幸福吉祥的缘故。
贾谊于是非常详细地解说了为什么会这样的原因,此后,汉文帝拜贾谊为梁怀王的老师,并经常向他询问国家大事方面的得失。
梁怀王刘胜,是文帝最喜爱的小儿子,爱好读书,没过几年,因为骑马时不小心摔死了。
贾谊觉得没有尽到自己当老师的责任,常常流泪哭泣,伤心过度,第二年也死了。
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三岁。
第二个典故跟汉朝的太史公司马迁一家有关。
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从公元前140年开始,就在汉武帝刘彻的朝中担任太史,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的学说,都颇有研究,精通四书、五经和六艺,常有“治民、治天下”的夙愿。
到公元前110年时,汉武帝采纳大臣的建议,去泰山封禅。
司马迁的父亲身为太史,被迫滞留在周南,无法跟随天子前往泰山,参与封禅盛典,悲愤而死。
临终前曾抓住司马迁的手,流着泪嘱咐他:“天子去泰山封禅,我不能随同前往,这是我的命运不好。
我死了之后,你必定接任太史的官职;
身为太史,不要忘记我所想写的论著和文稿。
”过了三年,司马迁果然当上了太史令,博览国家的藏书,秉承父亲的遗愿,潜心修史。
公元前99年,他因为替李陵投降匈奴辩解,被关进狱中,受了腐刑。
出狱后当上了中书令,虽然历经磨难,他却无怨无悔地发愤著述,终于在公元前91年编写完成了我国第一部通史,即《史记》。
全书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记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元年约三千年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柳宗元的《闻籍田有感》,第一句是写公元810年(元和五年)旧历十月,唐宪宗李纯传旨,次年的正月十六日,要去东郊举行祭拜大典,命令有关部门的官吏撰写典仪方面的文稿。
任务繁重,时间却又非常紧迫。
第二句是写柳宗元自认为才华出众,而且有过这方面的经历,完全能够承担如此重任,但因为滞留在永州,就像当年西汉时期被贬到长沙的贾谊,没法参与这种重大的祭典活动。
第三句写贾谊后来终于被汉文帝重新起用,而自己满腹的学问和才识,却不能展示在皇帝的面前。
第四句写柳宗元以司马谈来比喻自己,因为无缘参与这种规模宏大且相当隆重的庆典,心情非常难受。
他特别希望能够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将自己写成的典仪文稿,送到唐宪宗的手里,以便引起重视和青睐,但又没有真正能够信任与委托的人,帮助自己实现这种愿望。
柳宗元在公元803年,进入朝廷,担任监察御史里行,“里行”是见习的意思,大约相当于现在的监察部的部长助理,曾经主持过祭祀之类的事情。
过了一年多,即公元805年的四、五月,他又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专门掌管礼仪、享祭、贡举之类事情。
从诗中所引用的两个典故,不难看出柳宗元那种跃跃欲试、极愿为国分挑重任的积极进取精神;
同时,也夹杂着对朝廷不辨忠奸、排斥贤德人士的做法深表遗憾与忧愤的苦闷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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