溪路千里曲，哀猿何处鸣。

孤臣泪已尽，虚作断肠声。

　　这首诗首句紧承“题中意”而来，从“溪略”写起，使人开篇即进入“溪路千里曲”的山间小溪境界。

开篇明义，单刀直入，省去许多闲笔。

“千里”极言“溪路”之长，“曲”字极绘“溪路”之形。

“千里”而又“曲”，可见“溪路”依山就势、蜿蜒曲折之态。

次句点题，写“闻猿”。

“哀猿何处鸣？

”正是“两岸猿声啼不住”，时断时续，此起彼伏，只闻其声，不见其形。

山势之陡峭，森林之莽苍，“溪路”曲折回旋，山水相连又相隔，尽在不言之中。

正因为“溪路千里曲”，故不知“哀猿何处鸣”。

“猿”前着一“哀”字，富于感情色彩。

诗人此时，正处在寂寞、凄怆、哀怨的心境之中，由情及景，故所闻“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

以上两句，一从视觉上写“溪路”，一从听觉上写“猿鸣”，而“千里曲”与“何处鸣”又互相映衬，“入黄溪”后的情景宛然清晰。

　　这样写，尚属平常，当读到三四句时，才使人品出“奇趣”来。

诗承上，紧扣“闻猿”写感受。

君不闻：“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写的是古代渔民舟子的痛苦生活，故闻猿鸣而下泪，倍感其声凄厉。

诗人理当“猿鸣三声泪滂沱”才是。

然而不然，诗却说：“孤臣泪已尽，虚作断肠声。

”言下之意：孤寂的我早已被贬边州，申诉无效，前途无望；

泪已流干，愁肠寸断；

这哀猿声声，徒自空啸，我已经没有泪可流，没有肠可断了。

这看似“反常”的写法，却更深沉地道出了诗人难以言状的身世之感和“哀莫大于心死”的极度的惆怅和痛苦。

　　此诗头二句写景，景为情设；

后二句抒情，情由景生。

溶情于景，情景交融，自不必说。

妙在抒情不落俗套。

苏东坡曾说：“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

” 　　诗人闻哀猿长啸，不写“泪沾裳”而说“泪已尽”，不写“肠欲断”而说“肠已断”，由此带出一个掷地有声的“虚”字来—— “虚作断肠声”。

就本应“猿鸣三声泪沾裳”的常理来说，是“反常”；

就实际“孤臣泪已尽”的心境来说，又是“合道”—— 合乎泪尽愈苦之道。

所谓“翻出新意”，所谓“奇趣”，正在这“反常合道”之中。

诗人所以“自放山泽间”，原是为了借山水以遣悲怀，然而结果正如李白所说借酒浇愁一样，“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

掩卷沉思，诗人遭遇之不幸，生活之痛苦，情思之含蓄，寄慨之深远，都包孕在这二十字之中。

诗的艺术魅力正在于此。

参考资料： 1、 周萧天主编．唐诗鉴赏辞典补编：四川文艺出版社，1990年06月：520

　　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然得而腊之以为饵，可以已大风、挛踠、瘘疠，去死肌，杀三虫。其始太医以王命聚之，岁赋其二。募有能捕之者，当其租入。永之人争奔走焉。 　　有蒋氏者，专其利三世矣。问之，则曰：“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今吾嗣为之十二年，几死者数矣。”言之貌若甚戚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将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复若赋，则何如？”蒋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将哀而生之乎？则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向吾不为斯役，则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乡，积于今六十岁矣。而乡邻之生日蹙，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号呼而转徙，饥渴而顿踣。触风雨，犯寒暑，呼嘘毒疠，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与吾祖居者，今其室十无一焉。与吾父居者，今其室十无二三焉。与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无四五焉。非死则徙尔，而吾以捕蛇独存。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吾恂恂而起，视其缶，而吾蛇尚存，则弛然而卧。谨食之，时而献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尽吾齿。盖一岁之犯死者二焉，其余则熙熙而乐，岂若吾乡邻之旦旦有是哉。今虽死乎此，比吾乡邻之死则已后矣，又安敢毒耶？” 　　余闻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吾尝疑乎是，今以蒋氏观之，犹信。呜呼！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 　　（饥渴而顿踣 一作：饿渴）　　蒋氏在自述中提到“自吾氏三世居是乡，积于今六十岁矣，而乡邻之生日蹙”。这里说的“六十岁”，指的是唐玄宗天宝中期（746—750）到唐宪宗元和初期（805—810）这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战乱频繁，先后发生过安史之乱、对吐蕃的战争、朱泚叛乱等等，全国户口锐减，朝廷随意增设税收官，多立名目，旧税加新税，无有限制，使人民的负担日益加重。尽管在唐德宗建中元年（780）颁布了两税法（分夏、秋两次交税，即课文中说的“岁赋其二”），并明文规定“敢在两税外加敛一文钱，以枉法论”，但这不过是欺骗百姓的手段，事实正如陆贽所说：“大历中供军、进奉之类，既收入两税，今于两税之外，复又并存”；又说加税时“诏敕皆谓权宜，悉令事毕停罢。息兵已久，加税如初”。人民在重赋逼迫下逃往他乡，但悍吏仍不放过，“有流亡则摊出（由存留户共同负担），已重者愈重”。从这些情况来看，柳宗元“赋敛之毒有甚是蛇”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第一段（1）这是作者设置的一个悬念，为下文埋下伏线，暗示了当时的世上还有比毒蛇更毒的东西，使读者产生了急切读下去的愿望。（2）这一段重在写毒蛇之“异”，从三个方面加以描绘：一是颜色之异，二是毒性之异，三是用途之异，可以用来治愈麻风、手脚、脖肿、恶疮，消除坏死的肌肉，杀死人体内的寄生虫。因而皇帝发布命令，一年征两次，可以抵消应交的租税，因此从那以后“永之人争奔走焉。”作者只用“争奔走”三字，就把永州百姓争先恐后，不辞劳苦，冒死捕蛇的情景显示出来了。 　　第二段从“有蒋氏者”到“又安敢毒耶”。包括2、3、4三个小段，是全文的重心。 　　由“异蛇”引出了主人公“捕蛇者”——蒋氏。先写蒋氏三代捕蛇之“利”，继而写捕蛇之“害”——“吾祖”、“吾父”、“吾”三代有的“死于是”，有的“几死者数矣”一个“且曰”，将写“利”转为写“害”，再用蒋氏的神情“貌若甚戚”极其生动地写出了“捕蛇”并非好事，“争奔走焉”实属无奈，字里行间，深含悲苦。只“言之貌甚戚者”一句，便把他回首往事，悲痛在心，哀形于色的情态勾勒了出来。明明是备受毒蛇之苦，却说独享捕蛇之利，在这极为矛盾的境况中，更见其内心的酸楚。 　　于是作者接下来说，“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将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复若赋，则如何？”在为蒋氏的不幸遭遇悲痛的同时，好心地提出了一个解脱危险的办法。这几句话句子简短，语气急促。而且连用了三个“若”，表明“余”是面对面地与蒋氏交谈，态度是诚恳的，帮助对方的心情是急切的，办法也似切实可行。 　　可出乎意料的是蒋氏并没有接受，他“大戚，汪然出涕曰……”蒋氏的这番话态度同样恳切，语气也十分肯定，表明了毒蛇可怕，但赋敛之毒更可怕。 　　这话怎么讲呢？蒋氏说了这几层意思： 　　一层意思是蒋氏祖孙三代在这个地方住了六十几年了，亲眼见到同村人的遭遇邻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窘迫，他们把田里的出产全部拿出，把家里的收入全部用尽，也交不够租赋，只得哭号着辗转迁徙，饥渴交迫而倒毙在地，顶着狂风暴雨的袭击，受着严寒酷暑的煎熬，呼吸着带毒的疫气，常常是死去的人一个压一个。从前和我爷爷住在一起的人家，现在十户当中难得有一户了；和我父亲住在一起的人家，现在十户当中难得有两三户了；和我一起住了十二年的人家，现在十户当中难得有四五户了。那些人家不是死绝了就是迁走了。而我却由于捕蛇而独自存活下来。《柳文指要》引录了林西冲一文，算一笔唐代的赋税账：“按唐史，元和年间，李吉甫撰《国计薄》上至宪宗，除藩镇诸道外，税户比天宝四分减三，天下兵仰给者，比天宝三分增一，大率二户资一兵，其水旱所伤，非时调发，不在此数，是民间之重敛难堪可知，而子厚之谪永州，正当其时也．”因知文中所言，自是实录。 　　第二层意思是：那些凶暴的官吏到乡下催租逼税的时候，到处狂呼乱叫，到处喧闹骚扰，那种吓人的气势，就连鸡犬也不得安宁．而这时他小心翼翼地起来看看自己的瓦罐，只见捕来的蛇还在，便可以放心地躺下了。他细心地喂养蛇，到规定的时间把它当租税缴上去。回来后；就能美美地享用自己田里的出产，安度岁月。 　　第三层意思是：这样看来，一年当中他冒生命危险有两次，而其余的时间就可以坦然快乐地过日子，。哪像乡邻们天天都受着死亡的威胁呢？即使现在因捕蛇而丧生；比起乡邻们来，也是后死了。哪还敢怨恨捕蛇这个差使犯？ 　　蒋氏的这一番话，以他“以捕蛇独存”和乡邻们“非死则徙”相对比，以他“弛然而卧”和乡邻们将受悍吏袭扰相对比，以他一岁之犯死者二”和乡邻们“旦旦有是”相对比，说明捕蛇之不幸，确实“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可见他在讲述三代人受蛇毒之害时“貌若甚戚”，而当听了要恢复他的赋税时却“大戚，汪然出涕”地恳求。完全是出于真情。蒋氏的话，发自肺腑，带着血泪，听来怎不令人心碎？ 　　作者在文章的第三部分，也就是结尾一段说：“余闻而愈悲”，比听蒋氏讲一家人的苦难时更加悲痛了．想到自己过去对孔子所说说“苛政猛于虎”这句话还有所怀疑，现在从蒋氏所谈的情况看来，这话是可信的。谁知道赋税对人民的毒害竟比毒蛇还要严重呢！于是写了《捕蛇者说》这篇文章，为的是让那些观察民俗的人知道苛重的赋税给老百姓造成的灾难。 　　在全文这叙述边议论间或抒情的写法中，最后这一番议论．确实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如果说“苛政猛于虎”强调的是一个“猛”字，那么本文就紧扣一个“毒”字，既写了蛇毒，又写了赋毒。并且以前者衬托后者。得出“赋敛之毒”甚于蛇毒的结论。 　　本文在写作手法方面，除了对比、衬托的大量运用及卒章点明主题外，对蒋氏这一个人物的描绘也是极富特色的。特别是他不愿意丢掉犯死捕蛇这一差使的大段申述，讲得是既有具体事实，又有确切数字；既有所闻所见，又有个人切身感受；既有祖祖辈辈的经历，又有此时此刻的想法；既讲述了自家人的不幸，又诉说了乡邻们的苦难：不仅使人看到了一幅统治者横征暴敛下的社会生活图景，也让人感到此人的音容体貌宛在眼前，有血有肉，生动传神。 　　全文处处运用对比：捕蛇者与纳税的对比， 捕蛇者的危险与纳税之沉重的对比，捕蛇者与不捕蛇者（蒋氏与乡邻）的对比——六十年来存亡的对比，悍吏来吾乡是我和乡邻受扰的情况，一年受死亡威胁的次数和即使死于捕蛇也已死于乡邻之后等情况。鲜明的对比深刻地揭示了“赋敛毒于蛇”这一中心。 　　文章通过揭露永州百姓在封建官吏的横征暴敛下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有力得控诉了社会吏治的腐败，曲折得反映了自己坚持改革的愿望。 译赏内容整理自网络（或由匿名网友上传），原作者已无法考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本站免费发布仅供学习参考，其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站务邮箱：service@gushiwen.org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

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

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这首小诗情趣盎然，诗人以淡逸清和的笔墨构画出一幅令人迷醉的山水晨景，并从中透露了他深沉热烈的内心世界。

　　这首诗取题渔翁，渔翁是贯串全诗首尾的核心形象。

但是，诗人并非孤立地为渔翁画像，作品的意趣也不唯落在渔翁的形象之上。

完整地看，构成诗篇全境的，除了辛劳不息的渔翁以外，还有渔翁置身于其中的山水天地，这两者在诗中留下了按各自的规律特点而发展变幻的形迹。

但同时，诗人又把两者浑然融化，渔翁和自然景象结成不可分割的一体，共同显示着生活的节奏和内在的机趣。

由夜而晨，是人类活动最丰富的时刻，是万物复苏、生机勃勃的时刻，本诗即以此为景色发展的线索。

因此，渔翁不断变换的举止行动和自然景色的无穷变幻便有了共同的时间依据，取得极为和谐的统一。

　　全诗共六句，按时间顺序，分三个层次。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

”这是从夜到拂晓的景象。

渔翁是这两句中最引人注目的形象，他夜宿山边，晨起汲水燃竹，以忙碌的身影形象地显示着时间的流转。

伴随着渔翁的活动，诗人的笔触又自然而然地延及西岩、清湘、楚竹，西岩即永州西山，柳宗元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一文中曾极言探得西山的欢悦，并描述了西山的高峻：居于西山之巅，“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

而流经山下的湘水“至清，虽深五六丈，见底”（《湘中记》，见《太平御览》卷六十五）。

诗中的“清”字正显示了湘水的这一特点。

再加以永州一带（今湖南零陵等地）盛产湘竹，于是，山、水、竹这些仿佛不经意地出现在诗句中的零星物象，却分明在读者脑海中构成了清新而完整的画面：轻纱般的薄雾笼罩着高山、流水、湘竹……司空图在《诗品》中有言：“是有真迹，如不可知，意象欲出，造化已奇”，正可概括此诗首二句的艺术表现特点。

这两句既设制了一个秀丽悦目的空间画面，又以夜幕初启、晨曦微露这样流动的时间感引出了下面对日出的描述，可以说在时空两方面奠定了全诗活跃而又清逸的基调。

　　“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

”这是最见诗人功力的妙句，也是全诗的精华所在，若从内容上给予整理，这两句描写的是以下情景：一方面是自然景色：烟销日出，山水顿绿；

一方面是渔翁的行踪：渔船离岸而行，空间传来一声橹响。

然而，诗人没有遵循这样的生活逻辑来组织诗句，却从自我感受出发，交错展现两种景象，更清晰地表现了发生于自然界的微妙变异。

前一句中“烟销日出”和“不见人”，一是清晨常见之景，一是不知渔船何时悄然离去的突发意识，两者本无必然的联系，但如今同集一句，却唤起了人们的想象力：仿佛在日出的一刹那，天色暗而忽明，万物从朦胧中忽而显豁，这才使人猛然发觉渔船已无踪影。

“不见人”这一骤生的感受成为一个标志，划开了日出前后的界限，真实生活中的日出过程得到艺术的强化，以一种夸张的节奏出现在读者眼前。

紧接着的“欸乃一声”和“山水绿”更使耳中所闻之声与目中所见之景发生了奇特的依存关系。

清晨，山水随着天色的变化，色彩由黯而明，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但在诗中，随着划破静空的一下声响，万象皆绿，这一“绿”字不仅呈现出色彩的功能，而且给人一种动态感。

这不禁使人想起王安石的著名诗句：“春风又绿江南岸”，王安石借春风的飘拂赋“绿”字以动态，而柳宗元则借声响的骤起，不仅赋之以动态，而且赋以顷刻转换的疾速感，生动地显现了日出的景象，令人更觉神奇。

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文艺理论家莱辛在指出诗与画的区别时曾说：“一切物体不仅在空间中存在，而且也在时间中存在。

物体也持续，在它的持续期内的每一顷刻都可以现出不同的样子，并且和其它事物发生不同的关系。

……诗在它的持续性的摹仿里，也只能运用物体的某一个属性，而所选择的就应该是，从诗要运用它那个观点去看，能够引起该物体的最生动的感性形象的那个属性。

”（《拉奥孔》）柳宗元没有静止地去表现日出的壮丽辉煌，或去描摹日出后的光明世界，他正是充分发挥语言艺术的特长，抓住最有活力，最富生气的日出瞬间，把生活中常见的自然景象表现得比真实更为美好，给人以强大的感染力。

苏东坡论此诗道：“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熟味此诗，有奇趣。

”（《冷斋诗话》）这是恰如其分的评语。

　　“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日出以后，画面更为开阔。

此时渔船已进入中流，而回首骋目，只见山巅上正浮动着片片白云，好似无心无虑地前后相逐，诗境极是悠逸恬淡。

对这一结尾苏东坡认为“虽不必亦可”，因而还引起一场争论，一时间，宋严羽、刘辰翁，明胡应麟、王世贞，清王士禛、沈德潜等人各呈己见，众说纷纭，但是他们的争论都局限在艺术趣味上，却没有深入体会柳宗元作此诗的处境和心情。

柳宗元在诗文中，曾多次言及他被贬后沉重压抑的心绪，在《与杨诲之第二书》中，他写道：“至永州七年矣，蚤夜惶惶”，理想抱负和冷酷的现实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在极度悲愤的情况下，他“但当把锄荷锸，决溪泉为圃以给茹，其隟则浚沟池，艺树木，行歌坐钓，望青天白云，以此为适。

”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中，柳宗元表露得更明白：“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其隟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可见他并非以一颗平静恬淡的心徜徉于山水之间，而是强求宽解，以图寻得慰藉。

但是，正如他在《游朝阳岩遂登西亭二十韵》中所叹的那样：“谪弃非隐沧，登陟非远郊”，事实上，他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解脱，有时候，他因一山一水的遭遇而想及自己的不幸，于是不胜怅惘感慨，有时候他在登陟跋涉中意有所感，情不自禁地显露出不平和抗争，正因为如此，他更强烈地希求摆脱这种精神的压抑。

所以，与其说《渔翁》以充满奇趣的景色表现出淡逸的情调，不如说更袒露了隐于其后的一颗火热不安的心。

这是热烈的向往，是急切的追求，诗中显示的自由安适的生活情趣对于处在禁锢状态的诗人来说，实在是太珍贵太美好了。

于是，在写下日出奇句之后，诗人不欲甘休，以更显露地一吐自己的心愿为快，化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云无心以出岫”的句子，宕开诗境，作了这样的收尾。

只有真正体会柳宗元的现实处境，才能理解他结句的用心。

诗人自始至终表现渔翁和大自然的相契之情，不仅出于艺术表现的需要，同样体现着他对自由人生的渴求。

这也说明，要深入领会一篇作品的艺术风格，常常离不开对作者思想感情的准确把握。

参考资料： 1、 萧涤非 等 ．唐诗鉴赏辞典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3年12月版 ：第933-9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