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误落 一作：误入)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颠 通 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陶渊明因无法忍受官场的污浊与世俗的束缚，坚决地辞官归隐，躬耕田园。

脱离仕途的那种轻松之感，返回自然的那种欣悦之情，还有清静的田园、淳朴的交往、躬耕的体验，使得这组诗成为杰出的田园诗章。

　　这组诗生动地描写了诗人归隐后的生活和感受，抒发了作者辞官归隐后的愉快心情和乡居乐趣，从而表现了他对田园生活的热爱，表现出劳动者的喜悦；

同时又隐含了对官场黑暗腐败的生活的厌恶之感，表现了作者不愿同流合污，为保持完整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操而甘受田间生活的艰辛。

组诗集中体现了陶渊明追求自由、安于清贫、隐逸山野、洁身自好、远离官场、超脱世俗的美好情操。

陶渊明写“归园田居”其实是写作者自己理想的故居。

　　《归园田居》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其所以是如此，不仅在于每首诗分别从辞官场，聚亲朋，乐农事，访故旧，欢夜饮几个侧面描绘了诗人丰富充实的隐居生活，更重要的是，就其所抒发的感情而言，是以质性自然，乐在其中的情趣来贯穿这一组诗篇的。

诗中虽有感情的动荡，转折，但那种欢愉，达观的明朗色彩是辉映全篇的。

　　第一首诗主要是以追悔开始，以庆幸结束，追悔自己“误落尘网”、“久在樊笼”的压抑与痛苦，庆幸自己终“归园田”、复“返自然”的惬意与欢欣，真切表达了诗人对污浊官场的厌恶，对山林隐居生活的无限向往与怡然陶醉。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所谓“适俗韵”无非是逢迎世俗、周旋应酬、钻营取巧的那种情态、那种本领，这是诗人从来就未曾学会的东西。

作为一个真诚率直的人，其本性与淳朴的乡村、宁静的自然，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共通之处，所以“爱丘山”。

前二句表露了作者清高孤傲、与世不合的性格，看破官场后，执意离开，对官场黑暗的不满和绝望。

为全诗定下一个基调，同时又是一个伏笔，它是诗人进入官场却终于辞官归田的根本原因。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人生常不得已。

作为一个官宦人家的子弟，步入仕途乃是通常的选择；

作为一个熟读儒家经书、欲在社会中寻求成功的知识分子，也必须进入社会的权力组织；

便是为了供养家小、维持较舒适的日常生活，也需要做官。

所以不能不违逆自己的“韵”和“性”，奔波于官场。

回头想起来，那是误入歧途，误入了束缚人性而又肮脏无聊的世俗之网。

“一去三十年”，当是“十三年”之误。

从陶渊明开始做官到最终归隐，正好是十三年。

这一句看来不过是平实的纪述，但仔细体味，却有深意。

诗人对田园，就像对一位情谊深厚的老朋友似地叹息道：“呵，这一别就是十三年了！

”心中无限感慨，无限眷恋，但写来仍是隐藏不露。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虽是“误入尘网”，却是情性未移。

这两句集中描写做官时的心情，从上文转接下来，语气顺畅，毫无阻隔。

因为连用两个相似的比喻，又是对仗句式，便强化了厌倦旧生活、向往新生活的情绪。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守拙”回应“少无适俗韵”——因为不懂得钻营取巧，不如抱守自己的愚拙，无须勉强混迹于俗世；

“归园田”回应“性本爱丘山”——既有此天性，便循此天性，使这人生自然舒展，得其所好。

开始所写的冲突，在这里得到了解决。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是简笔的勾勒，以此显出主人生活的简朴。

但虽无雕梁画栋之堂皇宏丽，却有榆树柳树的绿荫笼罩于屋后，桃花李花竞艳于堂前，素淡与绚丽交掩成趣。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暧暧，是模糊不清的样子，村落相隔很远，所以显得模糊，就像国画家画远景时，往往也是淡淡勾上几笔水墨一样。

依依，形容炊烟轻柔而缓慢地向上飘升。

这两句所描写的景致，给人以平静安详的感觉，好像这世界不受任何力量的干扰。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一下子将这幅美好的田园画活起来了。

这二句套用汉乐府《鸡鸣》“鸡鸣高树颠，狗吠深宫中”而稍加变化。

但诗人绝无用典炫博的意思，不过是信手拈来。

他不写虫吟鸟唱，却写了极为平常的鸡鸣狗吠，因为这鸡犬之声相闻，才最富有农村环境的特征，和整个画面也最为和谐统一。

隐隐之中，是否也渗透了《老子》所谓“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社会观念，那也难说。

单从诗境本身来看，这二笔是不可缺少的。

它恰当地表现出农村的生活气息，又丝毫不破坏那一片和平的意境，没有喧嚣和烦躁之感。

以此比较王籍的名句“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那种为人传诵的所谓“以动写静”的笔法，未免太强调、太吃力。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尘杂是指尘俗杂事，虚室就是静室。

既是做官，总不免有许多自己不愿干的蠢事，许多无聊应酬吧。

如今可是全都摆脱了，在虚静的居所里生活得很悠闲。

不过，最令作者愉快的，倒不在这悠闲，而在于从此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自然，既是指自然的环境，又是指顺适本性、无所扭曲的生活。

这两句再次同开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相呼应，同时又是点题之笔，揭示出《归园田居》的主旨。

但这一呼应与点题，丝毫不觉勉强。

全诗从对官场生活的强烈厌倦，写到田园风光的美好动人，新生活的愉快，一种如释重负的心情自然而然地流露了出来。

这样的结尾，既是用笔精细，又是顺理成章。

　　这首诗最突出的是写景———描写园田风光运用白描手法远近景相交，有声有色；

其次，诗中多处运用对偶句，如：“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还有对比手法的运用，将“尘网”“樊笼”与“园田居”对比，从而突出诗人对官场的厌恶、对自然的热爱；

再有语言明白清新，几如白话，质朴无华。

这首诗呈现出一个完整的意境，诗的语言完全为呈现这意境服务，不求表面的好看，于是诗便显得自然。

总之，这是经过艺术追求、艺术努力而达到的自然。

参考资料： 1、 刘继才．陶渊明诗文译释．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43-54 2、 曹明纲．陶渊明鲍照谢灵运诗文选评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24-28 3、 吴小如 等．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523-532 4、 吴小如 等．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951-952

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

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

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

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

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陶渊明《杂诗》共有十二首，此为第一首。

王瑶先生认为前八首“辞气一贯”，当作于同一年内。

据其六“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句意，证知作于公元414年（晋安帝义熙十年），时陶渊明五十岁，距其辞官归田已有八年。

　　这组《杂诗》，实即“不拘流例，遇物即言”（《文选》李善注）的杂感诗。

正如明黄文焕《陶诗析义》卷四所云：“十二首中愁叹万端，第八首专叹贫困，余则慨叹老大，屡复不休，悲愤等于《楚辞》。

”可以说，慨叹人生之无常，感喟生命之短暂，是这组《杂诗》的基调。

　　这种关于“人生无常”“生命短暂”的叹喟，是在《诗经》《楚辞》中即已能听到的，但只是到了汉末魏晋时代，这种悲伤才在更深更广的程度上扩展开来，从《古诗十九首》到“三曹”，从“竹林七贤”到“二陆”，从刘琨到陶渊明，这种叹喟变得越发凄凉悲怆，越发深厚沉重，以至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

这种音调，在今天看来不无消极悲观的意味，但在当时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却反映了人的觉醒，是时代的进步。

　　“人生无根蒂”四句意本《古诗十九首》之“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感叹人生之无常。

蒂，即花果与枝茎相连接的部分。

人生在世即如无根之木、无蒂之花，没有着落，没有根柢，又好比是大路上随风飘转的尘土。

由于命运变幻莫测，人生飘泊不定，种种遭遇和变故不断地改变着人，每一个人都已不再是最初的自我了。

这四句诗，语虽寻常，却寓奇崛，将人生比作无根之木、无蒂之花，是为一喻，再比作陌上尘，又是一喻，比中之比，象外之象，直把诗人深刻的人生体验写了出来，透露出至为沉痛的悲怆。

陶渊明虽然“少无适俗韵”，怀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宏大抱负，但他生值晋宋易代前后，政治黑暗，战乱频仍，国无宁日，民不聊生。

迫于生计，他几度出仕，几度退隐，生活在矛盾痛苦之中，终于在四十一岁时辞职归田，不再出仕。

如此世态，如此经历，使他对人生感到渺茫，不可把握。

虽然在他的隐逸诗文中，读者可以感受到他的旷达超然之志，平和冲淡之情，但在他的内心深处，蕴藏着的是一种理想破灭的失落，一种人生如幻的绝望。

　　“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

”承前而来，既然每个人都已不是最初的自我，那又何必在乎骨肉之亲、血缘之情呢。

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都应该成为兄弟。

这一层意思出自《论语》：“子夏曰：‘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这也是陶渊明在战乱年代对和平、泛爱的一种理想渴求。

“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

”阅历的丰富往往使人对人生的悲剧性有更深刻的认识，年龄的增长常常使人更难以寻得生活中的欢乐和激动，处于政治黑暗时期的陶渊明更是如此，这在他的诗中表露得非常明确：“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

值欢无复娱，每每多忧虑。

”（《杂诗》其五）但他毕竟没有完全放弃美好的人生理想，他转向官场宦海之外的自然去寻求美，转向仕途荣利之外的村居生活去寻求精神上的欢乐，这种欢乐平淡冲和、明净淳朴。

“斗酒聚比邻”正是这种陶渊明式的欢乐的写照，在陶渊明的诗中时有这种场景的描述，如：“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

”（《移居》）“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

”（《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这是陶渊明式的及时行乐，与“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古诗十九首》）有着明显的差异，体现了更高的精神境界。

　　“盛年不重来”四句常被人们引用来勉励年轻人要抓紧时机，珍惜光阴，努力学习，奋发上进。

在今天，一般读者若对此四句诗作此理解，也未尝不可。

但陶渊明的本意却与此大相径庭，是鼓励人们要及时行乐。

既然生命是这么短促，人生是这么不可把握，社会是这么黑暗，欢乐是这么不易寻得，那么，对生活中偶尔还能寻得的一点点欢乐，不要错过，要及时抓住它，尽情享受。

这种及时行乐的思想，必须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加以考察，“它实质上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

陶渊明在自然中发现了纯净的美，在村居生活中找到了质朴的人际关系，在田园劳动中得到了自我价值的实现。

　　这首诗起笔即命运之不可把握发出慨叹，读来使人感到迷惘、沉痛。

继而稍稍振起，诗人执著地在生活中寻找着友爱，寻找着欢乐，给人一线希望。

终篇慷慨激越，使人为之感奋。

全诗用语朴实无华，取譬平常，质如璞玉，然而内蕴却极丰富，波澜跌宕，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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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

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

(辰 一作：晨) 　　陶渊明一生酷爱自由，反抗精神是陶诗重要的　　主题，这首诗赞叹神话形象精卫、刑天，即是此精神的体现。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

”起笔二句，概括了精卫的神话故事，极为简练、传神。

《山海经·北山经》云：“发鸠之山……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

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

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

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

”精卫为复溺死之仇，竟口衔微木，要填平东海。

精卫之形，不过为一小鸟，精卫之志则大矣。

“精卫衔微木”之“衔”字、“微”字，可以细心体会。

“衔”字为《山海经》原文所有，“微”字则出诸诗人之想象，两字皆传神之笔，“微木”又与下句“沧海”对举。

精卫口中所衔的细微之木，与那莽苍之东海，形成强烈对照。

越凸出精卫复仇之艰难、不易，便越凸出其决心之大，直盖过沧海。

从下字用心之深，足见诗人所受感动之深。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此二句，概括了刑天的神话故事，亦极为简练、传神。

《山海经·海外西经》云：“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

”干，盾也；

戚，斧也。

刑天为复断首之仇，挥舞斧盾，誓与天帝血战到底，尤可贵者，其勇猛凌厉之志，本是始终存在而不可磨灭的。

“刑天舞干戚”之“舞”字，“猛志固常在”之“猛”字，皆传神之笔。

渊明《咏荆轲》“凌厉越万里”之“凌厉”二字，正是“猛”字之极好诠释。

体会以上四句，“猛志固常在”，实一笔挽合精卫、刑天而言，是对精卫、刑天精神之高度概括。

“猛志”一语，渊明颇爱用之，亦最能表现渊明个性之一面。

《杂诗·忆我少壮时》“猛志逸四海”，是自述少壮之志。

此诗作于晚年，“猛志固常在”，可以说是借托精卫、刑天，自道晚年怀抱。

下面二句，乃申发此句之意蕴。

“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

”“同物”，言同为有生命之物，指精卫、刑天之原形。

“化去”，言物化，指精卫、刑天死而化为异物。

“既无虑”实与“不复悔”对举。

此二句，上句言其生时，下句言其死后，精卫、刑天生前既无所惧，死后亦无所悔也。

此二句，正是“猛志固常在”之充分发挥。

渊明诗意绵密如此。

“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

”结笔二句，叹惋精卫、刑天徒存昔日之猛志，然复仇雪恨之时机，终未能等待得到。

诗情之波澜，至此由豪情万丈转为悲慨深沉，引人深长思之。

猛志之常在，虽使人感佩；

而时机之不遇，亦复使人悲惜。

这其实是一种深刻的悲剧精神。

　　渊明此诗称叹精卫、刑天之事，取其虽死无悔、猛志常在之一段精神，而加以高扬，这并不是无所寄托的。

《读山海经》十三首为一组联章诗，第一首咏隐居耕读之乐，第二首至第十二首咏《山海经》、《穆天子传》所记神异事物，末首则咏齐桓公不听管仲遗言，任用佞臣，贻害己身的史事。

因此，此组诗当系作于刘裕篡晋之后。

故诗中“常在”的“猛志”，当然可以包括渊明少壮时代之济世怀抱，但首先应包括着对刘裕篡晋之痛愤，与复仇雪恨之悲愿。

渊明《咏荆轲》等写复仇之事的诗皆可与此首并读而参玩。

　　即使在《山海经》的神话世界里，精卫、刑天复仇的愿望，似亦未能如愿以偿。

但是，其中的反抗精神，却并非是无价值的，这种精神，其实是中国先民勇敢坚韧的品格之体现。

渊明在诗中高扬此反抗精神，“猛志固常在”，表彰此种精神之不可磨灭；

“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则将此精神悲剧化，使之倍加深沉。

悲尤且壮，这就使渊明此诗，获得了深切的悲剧美特质。

参考资料： 1、 韩山师范学院学报 , Journal of 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 2008年01期 2、 名作欣赏 , Masterpieces Review, 2007年02期

穷居寡人用，时忘四运周。

门庭多落叶，慨然知已秋。

新葵郁北牖，嘉穟养南畴。

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

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

　　《酬刘柴桑》前两句“穷居寡人用，时忘四运周”说没有什么人与他来往，所以他有时竟然忘了四季的节序变化。

然事实并非如此，诗人正是在知与不知中感受生命的意趣。

之后吟道：“空庭多落叶，慨然知已秋。

新葵郁北墉，嘉穗养南畴。

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

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

”此八句所写与前两句恰好相对，时忘四运与叶落知秋，多落叶与葵穗繁茂，甘心穷居与择日远游，此数者意象矛盾，却展现了时间的永恒性与生命的暂时性。

由忘时乃知穷居孤寂落寞；

而枝头飘然而至的落叶，乃知秋天的到来，生命的秋天亦在浑然不觉中悄悄来临；

墙角的新葵、南畴的嘉穗，虽暂时茂盛繁荣却犹似生命的晚钟难得长久，从而暗示生命的荣盛行将不再。

因此诗人在穷居忘时之际又察其生命飞逝，择良日作此远游折射出生命的亮色。

“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

”一句没有对来岁未知的恐怖，但有尽享今朝的胸襟。

诗人情绪的宛转之变与物的荣悴之态，不能忘世的感慨之忧与对生命的达观之乐，交织成多层次的意义。

　　诗中以隐居躬耕的自然乐趣和人生无常的道理来酬答刘柴桑，在淳朴祥和之中，诗篇流露着田园生活的乐趣。

这首小诗共十句，虽然比较简短，然而它内容醇厚。

在写法上也比较独特，撇开与对方问答一类的应酬话，只写自己的感受、抱负与游兴，显得十分洒脱别样。

在遣词造句上，粗线条的勾勒，并着墨点染，使全诗呈现出古朴淡雅的风格，又洋溢着轻快明朗的感情。

参考资料： 1、 陈庆元，邵长满注评．陶渊明集：凤凰出版社，2011.01：第77-78页 2、 （晋）陶渊明著；

夏华等编译．陶渊明集 图文版：万卷出版公司，2013.01：第77页

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 形赠影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奚觉无一人，亲识岂相思。但余平生物，举目情凄洏。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 影答形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与子相遇来，未尝异悲悦。憩荫若暂乖，止日终不别。此同既难常，黯尔俱时灭。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酒云能消忧，方此讵不劣！ 神释大钧无私力，万理自森著。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与君虽异物，生而相依附。结托既喜同，安得不相语。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形神问题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特别是老庄哲学中涉及形神关系的论述很多，如《文子·下德》中引老子语曰：“太上养神，其次养形。”《淮南子·原道训》中说：“以神为主者，形从而利；以形为制者，神从而害。”都表示了以神为主，以形为辅，神贵于形的观念。同时也指出了形神一致，不可分割的联系，如《淮南子·原道训》中说：“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伤矣。”即指出了形、气、神三者对于生命虽各有各的功用，然三者互相联系，不可缺一。又如汉初推崇黄老思想的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指》中说：“凡人之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太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更直接地指出了形神合一，这便是老庄哲学中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体现。然而，在佛教兴起之后，佛教徒鼓吹形灭神不灭，灵魂永恒的唯心思想，如与陶渊明同时的沙门慧远曾作《形尽神不灭论》、《佛影铭》以发挥此种理论，《佛影铭》中就说：“廓矣大象，理玄无名，体神入化，落影离形。”意在宣扬神形分离，各自独立的主张，这种对形、影、神三者关系的见解代表了佛教徒对形骸与精神的认识，在当时的知识界曾有过广泛影响。慧远就曾命其弟子道秉远至江东，请深受佛教影响的著名的文学家谢灵运制铭文，以充刻石。陶渊明的这组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慧远本人与渊明也有交谊，如慧远曾于义熙十年（414年）在庐山东林寺召集一百二十三人结白莲社，讲习佛教，他曾邀渊明参加，而渊明却“攒眉而去”，可见他们在论学旨趣上并不一致，如对形影神的看法就有很明显的分歧。渊明对此的认识可以说基本上本于道家的自然思想，这在他自己的小序中已加说明，陶渊明以为世间的凡夫俗子，不管贫富智愚，都在拚命地维持生命，其实是十分糊涂的事，因而他极力陈述形影的苦恼，而以神来辨明自然的道理，解除人们的疑惑。他揭出“自然”两字，以明其立论之根本。《老子》上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可见道家学说也以取法自然为核心，由此可知陶渊明的思想渊薮。此组诗中他让形影神三者的对话来表明自己的看法。 　　首先是形体对影子说道：天地永恒地存在，山川万古如斯，草木循着自然的规律，受到风霜的侵袭而枯萎，得到雨露的滋润而复荣，然而身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却不能如此。人活在世上，就像匆匆的过客，刚才还在，倏忽已去，再也不能回来，而人们从此便忘了他，似乎世上从未有过这样一个人。亲戚朋友也不再思念他，只留下了些生前遗物，令人见了感伤不已。我作为形体又没有飞天成仙的本领，你影子也用不着怀疑我这最终的归宿，但愿听取我的劝告，开怀畅饮，不必推辞，还是在醉乡去寻求暂时的欢乐吧。 　　接下去是影子回答形体的话：想求长生不老来维持生命是不可靠的，欲保养生命也往往落得苦恼又拙劣的下场。一心一意要去昆仑山修仙学道，却会发现此路的渺茫与不通。自从我影子与你形体相遇以来，一直同甘共苦，忧喜合一。我如憩息在树荫下，你就同我暂时分手；我若停在阳光下，你就和我不分离。这种形影相随的状况也难以永久持续，当我一旦离世，你便也不复存在。人死名也随之而尽，想起此事便令人心忧如焚，五情俱热。因而影劝形道：唯有立善可以立下美名，为何不去努力留名后世呢？虽说酒能消忧，但同立善相比较，岂不等而下之了！ 　　最后是神作的阐释：造化没有偏爱，万物都按着自己的规律成长繁衍，人所以能跻身于“三才”（天地人）之中，岂不就是因为有了我精神的缘故。我与你们形和影虽然不相同，但生来就互相依附，既然我们结合托体于一身，怎么能不坦诚地说说我的看法：上古时的三皇被称作大圣人，而今他们却在何处？活到了八百多岁的彭祖虽力求长生，但也留不住他人间的生命，老的、少的、聪明的、愚笨的都将同样走向坟茔，没有什么回生的运数可以挽救他们。每日沉湎于酒中或能忘忧，然如此岂不是反而促使生命尽快结束吗？立善常常是人们喜欢做的事，可是当你身后，谁会加以称赞呢？极力去思索这些事情难免丧害了自身，还是听其自然，随命运的安排去吧。在宇宙中纵情放浪，人生没有什么可喜，也没有什么可怕，当生命的尽头来临，那么就让生命之火熄灭吧，不必再有什么顾虑了。 　　在这三首诗中陶渊明表达了他的人生哲学，故此三诗对理解陶渊明一生的思想极为重要。据陈寅恪先生《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所述，渊明笃守先世崇奉之天师道信仰，故以道家自然观为立论之本，既不同于魏晋时期的自然崇仰者，以放情山水，服食求仙为尚，如嵇康、阮籍等人，又不同于魏晋时期的尊奉孔孟、标举名教者，如何曾之流，而渊明既接受了老庄的思想，又有感于晋宋之际的社会现实，于是创为一种新的自然说。《形影神》这组诗中就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思想。故此诗不仅体现了渊明个人之哲学观，而且对理解自曹魏末至东晋时士大夫政治思想、人生观念的演变历程有极重要之意义。按此说法，《形赠影》一首就是拟托旧自然说的观点，并加以批评。其中主旨在于说明人生之短暂，不如自然之永恒，这正是嵇康、阮籍等人对自然所抱的看法。持旧自然说的人又大多求长生，学神仙，而渊明诗中说：“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其抨击长生求仙之术的立场明显可见。同时魏晋之间崇尚自然的人又往往于酒中求得解脱，以求在乱世中苟全性命，如阮籍与刘伶等人，故陶诗中也拟其说而有“得酒莫苟辞”的说法。 　　《影答形》一首，则是依托主名教者的口吻而对旧自然说进行的非难，并提出了对人生的看法。此诗首先指出长生不可期，神仙不可求，即意在指责主自然说者的虚无荒诞，同时，以为死生无常，形影相随，一旦离世，则形影俱灭，名同身亡。因而，他们主张由立善而留名，始可不朽，希望通过精神上的长生来达到永恒，这种主张得力于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的思想，以为人有美名则可流芳百世，万古长存，因而不满于以酒消愁的处世态度，提倡追求身后之名。 　　《神释》一首即体现了渊明新自然说的主张，借神的话批评了代表旧自然说的形和代表名教说的影。“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及“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等语意在诋諆主名教者鼓吹的立善可以不朽之说；“彭祖爱永年”以下六句则破除主旧自然说者的长生求仙与沉湎醉乡之论。最后提出纵浪大化，随顺自然，使个人成为自然的一部份，而无须别求腾化升仙之术，如此便可全神，死犹不亡，与天地共存。 　　陶渊明主张冥契自然，浑同造化的思想是取于老庄哲学，如《庄子·天地》中就说：“执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圣人之道也。”即充分肯定了神的重要，同时它是建立在德全与形全的基础之上的，即强调了神与形与德（此诗中称之为“影”）的一致。陶诗中对贤愚寿夭的等量齐观也一本于《庄子》思想，故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也说明了陶诗的主旨出于《庄子》。陶渊明在形神的认识上有一个很不同于佛教徒的主张，即他认为形神的相互依赖与一致，《神释》中说“生而相依附”，“结托既喜同”都表达了这种观点，这与稍后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范缜的意见相近，范氏说：“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神灭论》）又说：“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同上）陶渊明可以说是范缜的先驱者，他对形神问题的看法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因素。 　　此诗在艺术上也是颇有特色的，全诗用了寓言的形式，以形、影、神三者之间的相互问答来展开论述，可谓奇思异想，令这一哲学上的讨论富有生动活泼的意趣，即使在说理之中也时时注意到附合寓言中形象的个性。如形对影的赠言中说：“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正如一位主人请一位朋友来对酌而惟恐其推辞，后来李白《月下独酌》中说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等等，也是取陶诗之意。又如写影对形的说话云：“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因影子本身没有行动的能力，所以用一“愿”字说明其欲求成仙，可只是一种不可实现的愿望而已。又如“与子相遇来，未尝异悲悦”数语状写形影不离的情景，可谓维妙维肖。 　　此诗的遣词造句一气流走，自然矫健，无过多的修饰成份，如《神释》中说：“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说明神为形体之主的道理，十分简明有力。至如“纵浪大化中”四句，气势开阔，直出胸臆，而音调高朗，掷地可作金石之声，故陈祚明就对此诗能作理语而不落熟套，能寓辨论于刚健明快的诗句之中作了充分的肯定。 参考资料： 1、 吴小如 等．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518-521

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

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

凄凄岁暮风，翳翳经日雪。

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

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

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

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

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

平津苟不由，栖迟讵为拙！

寄意一言外，兹契谁能别？

　　陶渊明不是对于世事无所动心的人，但处在当时东晋统治阶级自相争夺严重的险恶环境中，他只能强作忘情，自求解脱。

解脱之道，是守儒家的固穷之节，融道家的居高观世之情，但又不取儒家的迂腐，道家的泯没是非。

　　“寝迹”四句，写自己隐居家中，销声匿迹，与世隔绝，四顾没有知己，只好白天把“荆扉”长闭。

“寝迹衡门”，并不是渊明本怀消极，是被黑暗世局迫成的。

“邈与世绝”，实际是“绝”不了的；

“邈”更难说，安帝就被禁近在咫尺的寻阳。

复杂的情怀，坚苦的节操，“莫谁知”倒是真的，就诗篇来说，只把敬远除外。

这四句转折颇多。

起四句叙事，接下去四句写景。

景有“凄凄”之风，“翳翳”之雪。

“凄凄”来自“岁暮”，“翳翳”由于“经日”，轻淡中字字贴实。

四句中由风引起雪，写雪是重点，故风只一句，雪有三句。

“倾耳”二句，千古传诵。

其妙处在轻淡之至，不但全无雕刻之迹，并且也无雕刻之意，落笔自然而兴象精微，声色俱到而痕迹全消，不见“工”之“工”，较后人一意铺张和雕刻，能以少许胜多许。

“劲气”四句，紧承风雪叙事：写寒气侵衣，饮食不足，屋宇空洞萧条，没有什么可娱悦的。

一“劲”字备见凛冽之状；

“谢屡设”三字，以婉曲诙谐之笔写穷困，尤饶达观情趣；

“了无”撇扫之词，承上启下。

“历览”八句，议论作结：屋内外一片严寒（暗包政治气候），事无“可悦”，唯一的排遣和安慰，只有借读“千载书”，学习古代高人志士的“遗烈”；

“遗烈”两字，偶露激情。

“高操”两句，又出以诙谐，掩抑激情。

有人说这是讽刺当时受桓玄下诏褒扬的假“高士”皇甫希之之流，实际上还包含作者不愿为司马氏与桓氏的争夺而去殉“臣节”的意思；

假高、愚忠，俱不屑为。

“固穷”自守，本无以此鸣高之意，故自嘲此节为“谬得”。

诙谐中表现了坚贞与超脱的结合，正是前面说的对于儒道精神很好的取舍与结合：是非不昧，节行不辱，而又不出于迂拘。

仕进的“平津”既不愿再走，那么困守“衡门”，就不自嫌其“拙”了；

不说“高”，又说“拙”，正是高一等，超一等。

“寄意”二句，才写到赠诗敬远的事，说“寄意”于“言外”，只有敬远能辨别此心“契合”之道，归结诗题，又露感慨。

黄文焕《陶诗析义》说这八句，转折变化，如“层波迭浪”，庶几近之；

但更应该说这“层波迭浪”表面上竟能呈现为一片宁静的涟漪。

　　孔子说过“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事实上固守其穷决非易事。

陶渊明在诗中坦率地说自己是“谬得固穷节”，论者或以为这是他的谦辞，其实这一句诗表明他本来并不想走这样一条路，现在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罢了。

　　在陶渊明面前有两条路：一是在官场里不断运作和升迁，那是阳关大道（“平津”）；

另一条是退守田园，栖迟于衡门之下，这是独木小桥。

陶渊明说，既然前一条路走不成，那么只好走后一条，这也不算是“拙”。

话是这么说，却总是有点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味道，有自我安慰的意思。

这时的陶渊明认为固守其穷乃是“拙”，算不得“高操”。

可知他本心深处并不打算“拙”，只是实逼此处、无可奈何罢了；

这与他后来下决心“守拙归园田”（《归园田居》其一），心情是两样的。

　　这首诗绝大部分诗句意思都相当明确，只有结穴处“寄意一言外，兹契谁能别”两句颇有玄言的色彩。

这里的“一言”，或谓指“固穷”，或谓指“栖迟讵为拙”，恐怕都不大合适，既然是“一言”，应当只能是指出上句之末的那个“拙”字——否则就不止“一言”了。

　　“拙”字在陶诗中出现过多次。

陶渊明后来往往在褒义上使用此字。

在此诗中，“栖迟讵为拙”这一句是为“栖迟”亦即隐居辩护的，他说这样活着还不能说是“拙”，这里“拙”字明显是贬义的。

当然，陶渊明立即又说，“拙”字在它的一般义之外还有言外之意，这就含有要替“拙”字推陈出新的意思了。

诗中末句忽然发问道：谁能够对此作出分析研究呢？

他大约是寄希望于他的从弟陶敬远罢，但也没有明言，此时诗人自己陷入了深沉的反思。

前人论陶渊明此诗往往一味称道其高尚，而无视其情感上的矛盾纠葛，尚未可称为知言。

　　此诗前半叙事、写景，后半议论，俱以情渗透其中。

尽管事写得很简洁，景写得传神入化，议论很多；

但终以情为主，而情偏没有直接表露。

把悲愤沉痛和坚强，变成闲淡乐观和诙谐，把层波迭浪变为定流清水，陶诗的意境，自然达到了极顶的深厚和醇美。

参考资料： 1、 吴小如 等．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502-503 2、 顾农.说陶渊明《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J].古典文学知识,2006(04)

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 世短意常多，斯人乐久生。日月依辰至，举俗爱其名。露凄暄风息，气澈天象明。往燕无遗影，来雁有余声。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尘爵耻虚罍，寒华徒自荣。敛襟独闲谣，缅焉起深情。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　　重阳节自古有饮菊花酒的习俗，据说如此可以延年益寿，《西京杂记》云：“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然而这一年的重九，在陶渊明的宅边，虽然有一丛丛颜色各异的菊花，然苦于无钱沽酒，只能空食菊花。古人视菊为一种高雅而有气节的花卉，因她开在众芳凋落的秋天，故屈原就有“夕餐秋菊之落英”的话，这里小序中所说的“九华”也就是指菊花，诗人有菊无酒，遂产生出无限感慨。 　　“世短意常多”四句，以议论领起，解释了重九之名，并提出感叹人生的主题。意谓人生在世，不过如白驹过隙，正由于其为极暂短的一瞬，故人们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烦忧顾虑，也导致了人们企慕长寿永生的祈求。一年一度的重阳佳节按着时序的推移又来到了，人们之所以喜爱这个以“九”命名的节日，因为“九”与“久”谐音，所以对它的喜爱正体现了对长生的渴求。这里“举俗爱其名”与小序中的“爱重九之名”一致。“世短意常多”一句炼意极精，宋代李公焕在《笺注陶渊明集》卷二中认为此句是古诗“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两句的浓缩，体现了陶渊明驾驭语言的本领。 　　“露凄暄风息”至“寒华徒自荣”十句写景抒情，感叹自己有菊无酒，空负良辰美景。露水凄清，暖风已止，秋高气爽，天象清明，飞去的燕子没有留下踪影，北来的大雁还有声声余响。诗人说：据说酒能祛除心中的种种烦恼，菊花能令人制止衰老，而为何我这隐居的贫士只能让重阳佳节白白地过去！酒器中空空如也，积满灰尘，而秋菊却在篱边空自开放。这里描写了一幅天朗气清的深秋景象，与诗人自己贫寒潦倒的处境正成鲜明对照，自然景象的美好反衬出诗人心绪的寥落，大好的时光在白白消逝，盛开的菊花也徒自争艳，诗人于是感慨系之。 　　“敛襟独闲谣”即写诗人的感叹，他整敛衣襟，独自闲吟，而思绪辽远，感慨遥深。想自己游息于山林固然有不少欢乐，但留滞人世不能就一无所成。诗人在这里不仅感叹人生的短暂，而且对人生的价值重新作了审视，诗中关于“深情”的内容并没有加以明确说明，只是隐隐约约地点出了作者悲从中来的原因不仅仅是为了无酒可饮，而更大的悲痛隐藏在心中，这就是诗人对人生的思考与对自身价值的探求。全诗一气直下，其主旨似在表明人生短促而自己又不能及时行乐，空负秋光的悲叹，然忽又说“淹留岂无成”，更翻出一层意思，所以延君寿说是“一意两层收束”（《老生常谈》）。 　　因为此诗结语的含蓄，似有不尽之意在于言外，因而历来解此诗者就以为陶渊明在此中暗寓了他对晋宋易代的悲愤，借此表示了对前朝的留恋，并有志于恢复王室之事。“空视时运倾”一句中也系有感于时事的倾覆，“尘爵”二句则表达了愿安于时命，自保贞心的愿望。最后所谓的“淹留岂无成”，即暗指自己所以羁留人间是由于还抱着复国的希望，等待一展宏图的机会。这种说法自然也不无道理，自来论陶诗的人也曾指出过陶渊明并非浑身是静穆，而是一个颇有感时伤世之情的人。龚自珍就说他“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己亥杂诗》）。考此诗序中所谓“寄怀”，诗中所谓“深情”，都似乎确有所寄托，以此推断，可能此诗确有寓意。鲁迅评陶潜说：“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此诗即体现了他对政治和生命两方面的认识。 　　此诗以说理与写景与抒情融合在一起，体现了陶诗自然流走的特点，其中某些句子凝练而新异，可见陶渊明铸词造句的手段，如“世短意常多”、“日月依辰至”及“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等虽为叙述语，然遒劲新巧，词简意丰，同时无雕饰斧凿之痕，这正是陶诗的难以企及处。 参考资料： 1、 王镇远 等．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521-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