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

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

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

铺床拂席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

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

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

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

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

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鞿？

(鞿 一作：靰)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

写作手法　　诗以开头“山石”二字为题，却并不是歌咏山石，而是一篇叙写游踪的诗。

这诗汲取了散文中有悠久传统的游记文的写法，按照行程的顺序，叙写从“黄昏到寺”、“夜深静卧”到“天明独去”的所见、所闻和所感，是一篇诗体的山水游记。

在韩愈以前，记游诗一般都是截取某一侧面，选取某一重点，因景抒情。

汲取游记散文的特点，详记游踪，而又诗意盎然，《山石》是有独创性的。

　　按照时间顺序依次记述游踪，很容易弄成流水账。

诗人手段高明，他象电影摄影师选好外景，人物在前面活动，摄影机在后面推、拉、摇、跟，一个画面接着一个画面，在读者眼前出现。

每一画面，都有人有景有情，构成独特的意境。

全诗主要记游山寺，一开头，只用“山石荦确行径微”一句，概括了到寺之前的行程，而险峻的山石，狭窄的山路，都随着诗中主人公的攀登而移步换形。

这一句没有写人，但第二句“黄昏到寺蝙蝠飞”中的“到寺”二字，就补写了人，那就是来游的诗人。

而且，说第一句没写人，那只是说没有明写；

实际上，那山石的荦确和行径的细微，都是主人公从那里经过时看到的和感到的，正是通过这些主观感受的反映，表现他在经过了一段艰苦的翻山越岭，黄昏之时，才到了山寺。

“黄昏”，是很难变成可见可感的清晰画面的。

他巧妙地选取了一个“蝙蝠飞”的镜头，让那只有在黄昏之时才会出现的蝙蝠在寺院里盘旋，就立刻把诗中主人公和山寺，统统笼罩于幽暗的暮色之中。

“黄昏到寺”，当然先得找寺僧安排食宿，所以就出现了主人公“升堂”的镜头。

主人公是来游览的，游兴很浓，“升堂”之后，立刻退出来坐在堂前的台阶上，欣赏那院子里的花木，“芭蕉叶大栀子肥”的画面，也就跟着展开。

因为下过一场透雨，芭蕉的叶显得更大更绿，栀子花开得更盛更香更丰美。

“大”和“肥”，这是很寻常的字眼，但用在芭蕉叶和栀子花上，特别是用在“新雨足”的芭蕉叶和栀子花上，就突出了客观景物的特征，增强了形象的鲜明性，使人情不自禁地要赞美它们。

　　时间在流逝，栀子花、芭蕉叶终于隐没于夜幕之中。

于是热情的僧人便凑过来助兴，夸耀寺里的“古壁佛画好”，并拿来火把，领客人去观看。

这当儿，菜饭已经摆上了，床也铺好了，连席子都拂拭干净了。

寺僧的殷勤，宾主感情的融洽，也都得到了形象的体现。

“疏粝亦足饱我饥”一句，图画性当然不够鲜明，但这是必不可少的。

它既与结尾的“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相照应，又说明主人公游山，已经费了很多时间，走了不少路，因而饿得很。

　　写夜宿只用了两句。

“夜深静卧百虫绝”，表现了山寺之夜的清幽。

“夜深”而百虫之声始“绝”，那么在“夜深”之前，百虫自然在各献特技，合奏夜鸣曲，主人公也在欣赏夜鸣曲。

正象“鸟鸣山更幽”一样，山寺之夜，百虫合奏夜鸣曲，就比万籁俱寂还显得幽静，而静卧细听百虫合奏的主人公，也自然万虑俱消，心境也空前清静。

夜深了，百虫绝响了，接踵而来的则是“清月出岭光入扉”，主人公又兴致勃勃地隔窗赏月了。

他刚才静卧细听百虫鸣叫的神态，也在“清月出岭光入扉”的一刹那显现于读者眼前。

　　作者所游的是洛阳北面的惠林寺，同游者是李景兴、侯喜、尉迟汾，时间是公元801年（唐德宗贞元十七年）农历七月二十二日。

农谚有云：“二十一、二、三，月出鸡叫唤。

”可见诗中所说的“光入扉”的“清月”，乃是下弦月，她爬出山岭，照进窗扉，已经鸣叫头遍了。

主人公再欣赏一阵，就该天亮了。

写夜宿只两句，却不仅展现出几个有声有色的画面，表现了主人公彻夜未睡，陶醉于山中夜景的情怀，而且水到渠成，为下面写离寺早行作好了过渡。

“天明”以下六句，写离寺早行，跟着时间的推移和主人公的迈步向前，画面上的光、色、景物在不断变换，引人入胜。

“天明独去无道路”，“无道路”指天刚破晓，雾气很浓，看不清道路，所以接下去，就是“出入高下穷烟霏”的镜头。

主人公“天明”出发，眼前是一片“烟霏”的世界，不管是山的高处还是低处，全都浮动着蒙蒙雾气。

在浓雾中摸索前进，出于高处，入于低处，出于低处，又入于高处，时高时低，时低时高。

此情此境，正是饶有诗味，富于画意的。

烟霏既尽，朝阳熠耀，画面顿时增加亮度，“山红涧碧纷烂漫”的奇景就闯入主人公的眼帘。

而“时见松枥皆十围”，既为那“山红涧碧纷烂漫”的画面添景增色，又表明主人公在继续前行。

他穿行于松栎树丛之中，清风拂衣，泉声淙淙，清浅的涧水十分可爱。

于是他赤着一双脚，涉过山涧，让清凉的涧水从足背上流淌，整个身心都陶醉在大自然的美妙境界中了。

　　诗写到下山为止，游踪所及，逐次以画面展现，像旅游纪录影片，随着游人的前进，一个个有声有色有人有景的镜头不断转换。

结尾四句，总结全诗，所以姑且叫做“主题歌”。

“人生如此”，概括了此次出游山寺的全部经历，然后用“自可乐”加以肯定。

后面的三句诗，以“为人靰”的幕僚生活作反衬，表现了对山中自然美、人情美的无限向往，从而强化了全诗的艺术魅力。

　　这首诗为传统的纪游诗开拓了新领域，它汲取了山水游记的特点，按照行程的顺序逐层叙写游踪。

然而却不象记流水账那样呆板乏味，其表现手法是巧妙的。

此诗虽说是逐层叙写，仍经过严格的选择和经心的提炼。

如从“黄昏到寺”到就寝之前，实际上的所经所见所闻所感当然很多，但摄入镜头的，却只有“蝙蝠飞”、“芭蕉叶大栀子肥”、寺僧陪看壁画和“铺床拂席置羹饭”等殷勤款待的情景，因为这体现了山中的自然美和人情美，跟“为人?”的幕僚生活相对照，使诗人萌发了归耕或归隐的念头，是结尾“主题歌”所以形成的重要根据。

关于夜宿和早行，所摄者也只是最能体现山野的自然美和自由生活的那些镜头，同样是结尾的主题歌所以形成的重要根据。

　　再说，按行程顺序叙写，也就是按时间顺序叙写，时间不同，天气的阴晴和光线的强弱也不同。

这篇诗的突出特点，就在于诗人善于捕捉不同景物在特定时间、特定天气里所呈现的不同光感、不同湿度和不同色调。

如用“新雨足”表明大地的一切刚经过雨水的滋润和洗涤；

这才写主人公于苍茫暮色中赞赏“芭蕉叶大栀子肥”，而那芭蕉叶和栀子花也就带着它们在雨后日暮之时所特有的光感、湿度和色调，呈现于读者眼前。

写月而冠以“清”字，表明那是“新雨”之后的月儿。

写朝景，新奇而多变。

因为他不是写一般的朝景，而是写山中雨后的朝景。

他先以“天明独去无道路”一句，总括了山中雨霁，地面潮湿，黎明之时，浓雾弥漫的特点，然后用“出入高下穷烟霏”一句，画出了雾中早行图。

“烟霏”既“穷”，阳光普照，就看见涧水经雨而更深更碧，山花经雨而更红更亮。

于是用“山红涧碧”加以概括。

山红而涧碧，红碧相辉映，色彩已很明丽。

但由于诗人敏锐地把握了雨后天晴，秋阳照耀下的山花、涧水所特有的光感、湿度和色调，因而感到光用“红”、“碧”还很不够，又用“纷烂漫”加以渲染，才把那“山红涧碧”的美景表现得鲜艳夺目。

评价　　这篇诗，极受后人重视，影响深远。

苏轼与友人游南溪，解衣濯足，朗诵《山石》，慨然知其所以乐，因而依照原韵，作诗抒怀。

他还写过一首七绝：“荦确何人似退之，意行无路欲从谁？

宿云解驳晨光漏，独见山红涧碧诗。

”诗意、词语，都从《山石》化出。

金代元好问论诗绝句云：“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

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

”他的《中州集》壬集第九（拟栩先生王中立传）说：“予尝从先生学，问作诗究竟当如何？

先生举秦少游《春雨》诗为证，并云：此诗非不工，若以退之芭蕉叶大栀子肥之句校之，则《春雨》为妇人语矣。

”可见此诗气势遒劲，风格壮美，一直为后人所称道。

参考资料： 1、 梁川等，《唐诗三百首鉴赏》：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05，第241-243页 2、 《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781-784页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

周纲凌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

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

蒐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

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

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

雨淋日灸野火燎，鬼物守护烦撝呵。

公从何处得纸本，毫发尽备无差讹。

辞严义密读难晓，字体不类隶与蝌。

年深岂免有缺画，快剑斫断生蛟鼍。

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

金绳铁索锁钮壮，古鼎跃水龙腾梭。

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

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

嗟余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

忆昔初蒙博士征，其年始改称元和。

故人从军在右辅，为我度量掘臼科。

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宝存岂多。

毡包席裹可立致，十鼓只载数骆驼。

荐诸太庙比郜鼎，光价岂止百倍过。

圣恩若许留太学，诸生讲解得切磋。

观经鸿都尚填咽，坐见举国来奔波。

剜苔剔藓露节角，安置妥帖平不颇。

大厦深檐与盖覆，经历久远期无佗。

中朝大官老于事，讵肯感激徒媕婀。

牧童敲火牛砺角，谁复著手为摩挲。

日销月铄就埋没，六年西顾空吟哦。

羲之俗书趁姿媚，数纸尚可博白鹅。

继周八代争战罢，无人收拾理则那。

方今太平日无事，柄任儒术崇丘轲。

安能以此尚论列，愿借辩口如悬河。

石鼓之歌止于此，呜呼吾意其蹉跎。

　　对石鼓的出土，在韩愈之前，杜甫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带过一笔，此后韦应物虽写过一首《石鼓歌》，但因缺少热情和略乏文采，恐怕在《韦苏州集》中也属下乘之作。

只是他诗中“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一句，倒开启了鼓属何代的千年聚讼之门。

及至韩愈的这首力作问世，才使石鼓之“光价”在后人心目中大大地增强和提高了。

今天上距韩愈作歌又过去一千多年，十面石鼓尽管已无完字，但仍作为一级文物陈列在故宫博物院里，这不得不归功于韩愈的呼号之力。

　　开头四句明白如话，点出了写作的缘起。

这四句中，“石鼓”二字凡三见，似乎平淡拖沓，其实不然。

韩愈开创以文为诗的先河，不避同字且不避同式，正是古文的惯习。

这里“劝”字下得十分精当，它省去了诗人几多犹豫的潜台词与推诿的闲笔墨，具有一字九鼎之效。

韩愈向来自负于“金石刻画臣能为”（李商隐《韩碑》），但对此却自惭才疏，那么石鼓文的深奥难懂也就不言而喻了。

　　从“周纲陵迟四海沸”到“鬼物守护烦撝呵”为一段。

前十句是诗人想象周宣王中兴王室、临御海内以及驰逐围猎、勒石铭功的图景。

用了“沸”“愤”“大”“骋”“万里”“万世”等词，极状场面的壮阔和气派的雄伟。

韩愈之所以承袭韦应物系年的说法，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

唐朝自安史之乱后，皇权受到极大的削弱，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外族侵凌，大臣猜忌，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使李唐王朝迅速走向衰落。

宪宗登基后采取铲藩镇、抑宦官的政策，使朝政出现了中兴之兆。

诗人看到了历史的相似之处，因而在歌颂周宣王雄才大略的同时，自然融进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在宪宗即位之初平定剑南节度使刘辟后，韩愈即写过一首热情洋溢的《元和圣德诗》，对嗣皇的英明果断备加赞扬。

所以《石鼓歌》的这段描写正传达出了诗人切望重振颓纲以臻于尊王攘夷的郅治局面的心声。

“雨淋日炙野火燎”二句，是承上启下的关键。

把石鼓流传千年而历尽的劫难浓缩在七字之中，这是略写。

诗人认为石鼓得以完好保存，如果没有鬼神呵护是不可想象的，仅此而言，石鼓本身就已是稀世珍宝，又遑论其他无算的文物价值呢。

寥寥两笔便为下文的切入阐发作好了铺垫。

往下十四句是专对石鼓文作具体描述的。

文辞的深奥，字体的朴茂，都使“好古”的博士先生心荡神怡美不胜收。

即使剥蚀斑驳，他也会忍不住地赞叹一番。

在那些古拙的字迹间，诗人任凭审美意识纵情驰骋：夭娇流美的线条，多像鸾凤翔舞，云君来下；

交互牵掣的点画，又使人仿佛置身于珊瑚丛生的龙宫水府。

笔力的雄健，使他想到金绳铁索的劲挺；

笔势的飞动，似乎只有用禹鼎出水龙梭离壁才能传其神韵原本静止的书迹都化成了活泼的形象，他不禁沉浸在美的超然享受之中了。

美感的获得与否，取决于审美体验的深浅程度，尽管韩愈断未见过“鸾翔凤翥众仙下”，但现实生活中的百鸟和鸣和万舞翩跹却并不少见。

常人或许只能以平常的语言道出，而诗人却善于用浪漫的想象把常景编织成一幅云诡波谲的图画。

对于石鼓文，韩愈并没有满足于正面的描写，他痛斥陋儒，深憾孔子，无非是想获得烘云托月的效果。

后人不明乎此，因而有胶柱鼓瑟的责难，如宋洪迈《容斋随笔》卷四云：“文士为文，有矜夸过实，虽韩文公不能免。

如《石鼓歌》极道宣王之事，伟矣，至云：‘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

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

’是谓三百篇皆如星宿，独此诗如日月也。

今世所传石鼓之词尚在，岂能出《吉日》《车攻》之右？

安知非经圣人所删乎？

”但只需看看韩诗中“读难晓”、“得切磋”之句就可知道，诗人这样说不过是艺术的夸张，所谓恨之越深，爱之越切，如此而已。

这一段是全诗的精华，原因在于它驾驭形象思维，把丰富的审美感受传递给读者，使之受到强烈的感染。

　　“嗟予好古生苦晚”以下直到结尾为最后一段。

这段结合诗人自己的身世之感，既有追述，又有夹议，但更多的是流露出隐隐的惆怅和深深的惋惜。

韩愈在文学上以“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进学解》）为己任，为了力矫时弊，他才主张崇古。

因此他竭力称扬石鼓文，也应是这个文学宗旨的组成部分。

他身居博士，“职是训诂”（《元和圣德诗》），把保护石鼓看作是应负的责任。

为此，托故人度量坎坑，为安置作好了准备，又戒斋沐浴郑重其事地报告上司，本以为安置“至宝”是瞬息可办的举手之劳。

然而无情的现实把他美好的愿望击得粉碎——那班尸位素餐的老爷关心的只是升官发财，他们对区区石鼓是丝毫不会“感激”（激动）的。

在这里，一个“老”字生动地勾画出那种麻木不仁的昏聩神情。

眼看石鼓仍继续其日销月蚀而归于沦灭的厄运，诗人真是忧思如焚。

虽说目下标榜儒术，但据理力争恐怕还是于事无补，歌到这儿，韩愈不禁心灰意冷，喟然长叹。

这一段写得苍凉沉郁，使人觉得诗人不仅在哀叹石鼓的不幸，而且简直是在嗟叹寒儒的卑微。

为了反衬现实的荒诞，诗人还运用了两个典故，显得格外深刻而有力。

第一个是蔡邕。

后汉熹平四年（175年），灵帝不满于当时文字使用的混乱，特命蔡邕与堂溪典等正定六经文字，由蔡书丹上石，刻成后置于鸿都门前，每日前来观看的车辆，使街道为之阻塞。

第二个是王羲之。

东晋王羲之喜鹅颈之宛转，见山阴道士所养群鹅而爱之，道士因索写《道德经》一部，举群相赠。

蔡王二人都是书圣，但前者擅隶书而后者工楷则，这两种比石鼓文晚起得多的书体尚且如此风光，那么当局的冷落石鼓，到底于心何忍。

用典之妙，起到了振聋发聩的效果。

　　这首长诗一韵到底，如长河直贯而下，波澜老成。

诗中又多用响字虚词，铿锵激越，朗吟上口，便觉有一股郁勃之气喷薄于字里行间。

如果用“驱驾气势，若掀雷走电，撑决于天地之垠”（辛文房《唐才子传·韩愈》）的赞语来评价这首歌行，自然会觉得绝非虚誉。

参考资料： 1、 汤贵仁．韩愈诗选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121-128 2、 孙昌武．韩愈诗文选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19-125 3、 吉林大学中文系．唐诗鉴赏大典（九）．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71-79 4、 周啸天 等．唐诗鉴赏辞典补编．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0：466-469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昔者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岁；帝舜及禹，年皆百岁。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然而中国未有佛也。其后殷汤亦年百岁，汤孙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书史不言其年寿所极，推其年数，盖亦俱不减百岁。周文王年九十七岁，武王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百年。此时佛法亦未入中国，非因事佛而致然也。 　　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竞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当时群臣材识不远，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维睿圣文武皇帝陛下，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即位之初，即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又不许创立寺观。臣常以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 　　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舁入大内，又令诸寺递迎供养。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何人，岂合更惜身命!”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 　　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馀，岂宜令入宫禁？ 　　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古之诸侯，行吊于其国，尚令巫祝先以桃茹祓除不祥，然后进吊。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茹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无任感激恳悃之至，谨奉表以闻。臣某诚惶诚恐。　　韩愈没能阻挡宪宗迎佛骨，还险些丧命。韩愈卒于长庆四年(824)，过了二十一年，到唐武宗会昌五年(845)，"秋七月，诏天下佛寺僧尼并勒归俗"。这是佛教"三武之难"的最后一次大劫难，又称"会昌之难"。前两次是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诏令灭佛的法难。会昌之难，时间很短，到第二年五月，新上台的唐宣宗皇帝就"诏上京增置八寺，复度僧尼"。佛教极盛时，与官吏、百姓矛盾很深，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佛教受到严重打击，元气大伤，从此再也不能重现当年盛况。韩愈的文学地位大大扩大了他的反佛思想的影响。因此，可以说，韩愈的谏迎佛骨为唐武宗灭佛作了舆论准备。韩愈作为文学家、儒学家对宋明时代也有深刻的影响，宋明时代，儒家辩论时常指对方为"释教"、"禅学"。朱熹把佛学当作当代的墨杨之学，要像孟子辟墨杨那样，大破释教，以"辟佛"为己任。总之，韩愈的谏迎佛骨，虽然在当时没有明显的实际效果，而在几年、几十年以后，他的反佛思想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影响。 译赏内容整理自网络（或由匿名网友上传），原作者已无法考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本站免费发布仅供学习参考，其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站务邮箱：service@gushiwen.org

休垂绝徼千行泪，共泛清湘一叶舟。

今日岭猿兼越鸟，可怜同听不知愁。

　　《湘中酬张十一功曹》是唐代文学家韩愈的作品，载于《全唐诗》卷三百四十三。

作者和张署遭贬后同时遇赦，诗中有遇赦北移的愉快心情，虽也有对新任职务（江陵府参军）的不满，但总的说来，喜多于悲，心中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慨。

　　当初韩愈和张署二人同时遭贬，韩愈为阳山令，张署为临武令，都在极为边远荒蛮的边塞之地。

前途的阴霾，环境的恶劣曾让二人壮志顿消，感慨于仕途的浮沉不定和自己的遭遇而黯然泣下。

此时忽逢大赦，得以脱离偏远的蛮荒之所，于是诗人止住哭泣，“休垂绝徼千行泪”，和张署“共泛清湘一叶舟”，赶往江陵赴任。

“今日岭猿兼越鸟，可怜同听不知愁。

”猿啼鸟鸣本是哀音，是孤寂、愁苦的象征，诗人在这里却故写哀音而闻之不哀，反觉可爱，进一步将内心的喜悦表露出来。

韩愈此为反话正说，令人觉得更有韵味。

其用心不可谓不巧，其立意不可谓不绝。

　　全诗用湘江泛舟的乐趣来排解往昔的忧伤，用朋友情谊的温暖来慰藉当前的苦闷，用语奇崛，笔力遒劲，体现了中唐以后的绝句注重炼意的特点。

参考资料： 1、 汤贵仁．韩愈诗选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50-51页 2、 于海娣 等．唐诗鉴赏大全集．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年12月版：第3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