旦携谢山人至愚池 文翻赏
新沐换轻帻,晓池风露清。
自谐尘外意,况与幽人行。
霞散众山迥,天高数雁鸣。
机心付当路,聊适羲皇情。
新沐换轻帻,晓池风露清。
洗过头换上轻薄的头巾,早晨的愚池露白风清。
自谐尘外意,况与幽人行。
这景致最合我脱俗心意,何况与隐士携手同行?
霞散众山迥,天高数雁鸣。
朝霞散去众山显得更远,高阔的天空大雁长鸣。
机心付当路,聊适羲皇情。
把机变诡诈交给当权者,我暂且去体验伏羲时的民情。
参考资料: 1、 彭定求 等.全唐诗(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873 2、 于海娣 等.唐诗鉴赏大全集.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289-290
新沐换轻帻,晓池风露清。
自谐尘外意,况与幽人行。
霞散众山迥,天高数雁鸣。
机心付当路,聊适羲皇情。
此诗写诗人与谢山人早晨同到愚池游览时情景,虽飘然有出尘之思,然毕竟身处逆境,聊作羲皇上人,也只是暂时的自我安慰。
诗的首联写道:“新沐换轻帻,晓池风露清。
”在一个露白风清的早晨,诗人与谢山人来到愚池边,用清澈的池水洗过头,换上轻薄的头巾,沐浴着习习凉风,惬意极了。
这真是一幅无比清静幽雅的图画。
天地间一切都已不复存在,只有愚池边的诗人和相携而至的谢山人。
诗句中一个“清”字,既是写眼前景物,同时又点出了诗人心境,情与景交融成一种境界,渲染出诗人的恬淡情趣。
初看,上句是叙事,下句是写景。
其实,诗人是把自己也当作一景来写了,由于有了人的活动,景物才会如此生动而富于情趣。
愚池早晨这种清静幽雅的景致,使诗人情不自禁地发出了“自谐尘外意,况与幽人行”的感叹。
诗人谪居永州已经六年,随着时光的流逝,永州奇异的山水之美,使诗人的心灵多少得到一些慰藉。
他移居愚溪之畔后,过着与农圃为邻的村居生活。
这种闲适恬淡的生活,使诗人觉得仿佛就是隐居山林。
他在《溪居》一诗中写道:“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
”所以,当他与谢山人来到愚池边,置身于这清静幽雅的景致中,浑然觉得自己已超尘出世,俨然就是一位山林客了。
诗的首联与颔联,景与情融溶为一体,创造出了一种物我合一、脱俗造化的境界。
颈联“霞散众山迥,天高数雁鸣”,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一幅高远寥阔的图景:云霞散去,天朗气清,几只大雁鸣叫着飞过蓝天,连绵起伏的群山一直延伸到天际。
景因情设,这眼前的景致正是诗人此时胸襟开阔舒坦的具象。
政治革新的失败,仕途的失意,曾给诗人以沉重打击。
流贬永州的头几年,他倍感冤屈,满怀忧愤。
他努力为自己辩谤祛诬,希望一朝昭雪,憧憬有朝一日能够“起复”。
但在移居愚溪后,他的心情平定多了。
“起复”既已无望,驱散心头的云雾,退一步也海阔天空。
于是诗的尾联写道:“机心付当路,聊适羲皇情。
”此联妙在一个“付”字,从字面上看,“付”是“交付”的意思,其实则包含着诗人对官场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机心”极度的轻蔑与鄙视。
官场的机变诡诈,诗人向来不屑,更何况此时已远离是非纷争。
地处南荒的永州,民风淳朴敦厚,诗人生活在他们中间,仿佛走进了远古的伏羲时代,所以他说“聊适羲皇情”。
而句中的“聊”字,又反映出诗人的无奈心情,这种隐居般的生活并非诗人的真心追求,只是暂时自我安慰而已。
王国维把诗的境界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
他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
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
”柳宗元把个人的情感渗透在景物中,写出了一种“无我之境”。
写景与抒情相交错,情与景相融溶,物我合一,浑然一体,脱俗造化,境界清新高阔,情趣恬淡幽雅,意兴洒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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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流驶且广,泛舟绝沿洄。
登柳州峨山 文
闻籍田有感 文翻注赏
天田不日降皇舆,留滞长沙岁又除。
宣室无由问釐事,周南何处托成书。
天田不日降皇舆,留滞长沙岁又除。
皇帝不久就要率领百官去东郊祭典,而我就像被贬长沙的贾谊又过了一年。
宣室无由问釐事,周南何处托成书。
汉帝刘恒曾经在宣室向贾谊请教过鬼神的事,我即使写成典籍,滞留周南却无法送达皇帝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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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田不日降皇舆,留滞长沙岁又除。
皇舆(yú于):天子坐的车。
宣室无由问釐事,周南何处托成书。
釐(xī希)事:指鬼神与幸福吉祥方面的事情。
“釐”同“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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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田不日降皇舆,留滞长沙岁又除。
宣室无由问釐事,周南何处托成书。
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句,却使用了两个典故,因此显得比较深奥难懂。
第一个典故跟汉朝的贾谊有关。
贾谊是雒阳(今河南洛阳)人,生活在公元前200—168年之间。
据《史记·贾谊传》记载:贾谊才十八岁时,就因为能够写诗做文章而著名。
后来被河南太守吴治平推荐给汉文帝刘恒,二十多岁就成了博士,并在一年之内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相当于现在的司局级干部)。
本来深受文帝的器重,打算给他授予公卿的职位,但由于不少高官的反对与毁谤,汉文帝逐渐疏远了他,将他贬为长沙王的老师。
贾谊经过湘江时,写了一篇吊唁屈原的诗词,借屈原被谗言所害放逐到江南来比喻自己。
他在长沙滞留了四年多的时间,还算幸运,终于被文帝想起来了,急忙派人把他征召回京城。
入朝觐见时,文帝正坐在宣室之中,品尝祭神之后剩余下来的肉,因为对鬼神的事情有不少疑问,所以向他请教有关鬼神和幸福吉祥的缘故。
贾谊于是非常详细地解说了为什么会这样的原因,此后,汉文帝拜贾谊为梁怀王的老师,并经常向他询问国家大事方面的得失。
梁怀王刘胜,是文帝最喜爱的小儿子,爱好读书,没过几年,因为骑马时不小心摔死了。
贾谊觉得没有尽到自己当老师的责任,常常流泪哭泣,伤心过度,第二年也死了。
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三岁。
第二个典故跟汉朝的太史公司马迁一家有关。
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从公元前140年开始,就在汉武帝刘彻的朝中担任太史,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的学说,都颇有研究,精通四书、五经和六艺,常有“治民、治天下”的夙愿。
到公元前110年时,汉武帝采纳大臣的建议,去泰山封禅。
司马迁的父亲身为太史,被迫滞留在周南,无法跟随天子前往泰山,参与封禅盛典,悲愤而死。
临终前曾抓住司马迁的手,流着泪嘱咐他:“天子去泰山封禅,我不能随同前往,这是我的命运不好。
我死了之后,你必定接任太史的官职;
身为太史,不要忘记我所想写的论著和文稿。
”过了三年,司马迁果然当上了太史令,博览国家的藏书,秉承父亲的遗愿,潜心修史。
公元前99年,他因为替李陵投降匈奴辩解,被关进狱中,受了腐刑。
出狱后当上了中书令,虽然历经磨难,他却无怨无悔地发愤著述,终于在公元前91年编写完成了我国第一部通史,即《史记》。
全书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记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元年约三千年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柳宗元的《闻籍田有感》,第一句是写公元810年(元和五年)旧历十月,唐宪宗李纯传旨,次年的正月十六日,要去东郊举行祭拜大典,命令有关部门的官吏撰写典仪方面的文稿。
任务繁重,时间却又非常紧迫。
第二句是写柳宗元自认为才华出众,而且有过这方面的经历,完全能够承担如此重任,但因为滞留在永州,就像当年西汉时期被贬到长沙的贾谊,没法参与这种重大的祭典活动。
第三句写贾谊后来终于被汉文帝重新起用,而自己满腹的学问和才识,却不能展示在皇帝的面前。
第四句写柳宗元以司马谈来比喻自己,因为无缘参与这种规模宏大且相当隆重的庆典,心情非常难受。
他特别希望能够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将自己写成的典仪文稿,送到唐宪宗的手里,以便引起重视和青睐,但又没有真正能够信任与委托的人,帮助自己实现这种愿望。
柳宗元在公元803年,进入朝廷,担任监察御史里行,“里行”是见习的意思,大约相当于现在的监察部的部长助理,曾经主持过祭祀之类的事情。
过了一年多,即公元805年的四、五月,他又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专门掌管礼仪、享祭、贡举之类事情。
从诗中所引用的两个典故,不难看出柳宗元那种跃跃欲试、极愿为国分挑重任的积极进取精神;
同时,也夹杂着对朝廷不辨忠奸、排斥贤德人士的做法深表遗憾与忧愤的苦闷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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