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与歌眉敛，波同醉眼流。

游人都上十三楼。

不羡竹西歌吹、古扬州。

菰黍连昌歜，琼彝倒玉舟。

谁家水调唱歌头。

声绕碧山飞去、晚云留。

　　这首词写的是杭州的游赏之乐，但并非写全杭州或全西湖，而是写宋时杭州名胜十三楼。

然而，此词虽以写十三楼为中心，却也没有将这一名胜的风物作细致的刻画，而是运用写意的笔法，着意描绘听歌、饮酒等雅兴豪举，烘托出一种与自然同化的精神境界，给人一种飘然欲仙的愉悦之感；

同时，对比手法的运用也为此词增色不少，词中十三楼的美色就是通过与竹西亭的对比而突现出来的，省去了很多笔墨，却增添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此外，移情手法的运用也不可小看。

作者利用眉峰与远山、目光与水波的相似，赋予远山和水波以人的感情，创造出“山与歌眉敛，波同醉眼流”的迷人的艺术佳境。

晚云为歌声而留步，自然也是一种移情，耐人品味。

　　“山与歌眉敛，波同醉眼流”，是说作者与同伴面对旖旎的湖光山色，尽情听歌，开怀痛饮。

歌女眉头黛色浓聚，就象远处苍翠的山峦；

醉后眼波流动，就象湖中的滟滟水波。

接着补叙一笔：“游人都上十三楼。

”意即凡是来游西湖的人，没有不上十三楼的，此一动人场面就出现在十三楼上。

为了写出十三楼的观览之胜，作者将古扬州的竹西亭拿来比衬：“不羡竹西歌吹古扬州。

”这里说只要一上十三楼，就不会再羡慕古代扬州的竹西亭了，意即十三楼并不比竹西亭逊色。

据《舆地纪胜》记载：“扬州竹西亭在北门外五里”，得名于杜牧《题扬州禅智寺》的“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

竹西亭为唐时名胜，向为游人羡慕。

　　过片以后，极写自己和同伴于此间的游赏之乐。

“菰黍连昌歜”，“菰黍”即粽子。

“昌歜”为宋代一种食品。

句意为他们宴会上食用的食品，材料普通而精致味美。

“琼彝倒玉舟”，“彝”为贮酒器皿，“玉舟”即酒杯，句意为漂亮的酒壶，不断地往杯中倒酒。

综上二句，意在表明他们游赏的目的不是为了口腹之欲，作烹龙炮凤的盛宴，而是贪恋湖山之美，追求精神上的愉快和满足。

最后则以描写清歌曼唱满湖山作结：“谁家水调唱歌头，声绕碧山飞去、晚云留。

”水调，相传为隋炀帝于汴渠开掘成功后所自制，唐时为大曲，凡大曲有歌头，水调歌头即裁截其歌头，另倚新声。

此二句化用杜牧《扬州》“谁家唱水调，明月满扬州”，但更富声情。

意思是不知谁家唱起了水调一曲，歌喉宛转，音调悠扬，情满湖山，最后飘绕着近处的碧山而去，而傍晚的云彩却不肯流动，仿佛是被歌声所吸引而留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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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五首。潭在城东二十里，常与泗水增减清浊相应。 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缲车，牛衣古柳卖黄瓜。(缲 通：缫)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　　这首《浣溪沙》词是苏轼43岁在徐州任太守时所作。公元1078年（元丰元年）春天，徐州发生了严重旱灾，作为地方官的苏轼曾率众到城东二十里的石潭求雨。得雨后，他又与百姓同赴石潭谢雨。苏轼在赴徐门石潭谢雨路上写成组词《浣溪沙》，共五首，这是第四首。作品描述他乡间的见闻和感受。艺术上颇具匠心，词中从农村习见的典型事物入手，意趣盎然地表现了淳厚的乡村风味。清新朴实，明白如话，生动真切，栩栩传神，是此词的显著特色。此词上片写景，下片抒情。需要指出的是，这首词中所写的景，并不是一般情况下通过视觉形象构成的统一的画面，而是通过传入耳鼓的各种不同的音响在诗人意识的屏幕上折射出的一组联续不断的影象。 　　这首词是苏轼在徐州（在今江苏省）作官的时候写的。按照当时的迷信风俗，一个关心农事的地方官，天大旱，要向“龙王爷”求雨；下了雨，又要向“龙王爷”谢雨。这首词就是苏轼有一次途经农村去谢雨，记下的见闻之一。 　　“簌簌衣巾落枣花”，按照文意本来应该是“枣花簌簌落衣巾”。古人写诗词，常常根据格律和修辞的需要，把句子成分的次序加以调动，这里就是如此。“簌簌”，是形容枣花纷纷落下的样子。“衣巾”，是衣服和头巾。古代服装，男人往往戴头巾。枣树在初夏开出黄绿色的小花。作者不是从旁边看到落枣花，而是行经枣树下，或是伫立枣树下，这样枣花才能落到衣巾上。接下去，“村南村北响缫车”。“缫[sāo]车”，一种抽取蚕丝的手摇工具。村子里从南头到北头缫丝的声音响成一片，原来蚕农们正在紧张地劳动。这里，有枣花散落，有缫车歌唱，在路边古老的柳树下，还有一个身披牛衣的农民在卖黄瓜。“牛衣”，是一种用麻或草编成的，用来覆盖牛身的织物，这里指蓑衣一类的东西。上片三句，每一句都写出了景色的一个方面。这一次苏轼偶然来到农村，很敏感地抓住了这些特点，特别是抓住了枣花、缫丝、黄瓜这些富有时令特色的事物，把它们勾画出来。简单几笔，就点染出了一幅初夏时节农村的风俗画。 　　这首词，不仅是写景，还记了事。在下片，就转入了写作者自己的活动。这时他已是“酒困路长惟欲睡”。“酒困”，是酒后困倦，说明他上路前喝过酒了。“路长”，看来，已走过很长的路程，而离目的地还很远。“惟”，只。这句词写出他旅途的困倦。“日高人渴漫思茶”。“日高”，太阳已升得很高。在初夏的太阳下赶路，感到燥热、口渴，不由得想喝杯茶润喉解渴。“漫”，这里是情不自禁的意思。口渴，需要喝茶；困倦，大概也想借茶解困。于是他“敲门试问野人家”。“野人家”，乡野的人家，即乡下老百姓。苏轼当时是一州的行政长官，笔下称当地农民为“野人家”，正出于他当官的口气。但是“试问”两字表明他并没有什么官气。他没有命令随从差役去索要，而是自己亲自去敲一家老百姓的门，客气地同人家商量：老乡，能不能给一点茶解解渴呀？ 　　就这样，用简单几句，既画出了一幅很有生活气息的农村画图；又记下了一段向老乡敲门讨茶的经历，这是他平常深居官衙中接触不到，因而感到新鲜有趣的。这首词似乎是随手写来，实际上文字生动传神，使一首记闻式的小词，获得了艺术的生命。这就是古典诗词中所讲究的“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作者为何要“敲门试问”呢？1.他是一个体恤民情、爱民如子的好父母官，谦和有礼，不会贸然闯入农家；2刚刚在旱灾后求得雨，主人可能外出下田耕作，并不在家，所以他要试探一下家中是否有人在。 　　《浣溪沙》词中“簌簌衣巾落枣花”一句，实为“枣花簌簌落衣巾”的倒文；杜甫《秋兴》一诗中有“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原意为：鹦鹉啄余香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主宾倒置的同时，宾语“香稻粒”、“碧梧枝”还被拆开分属主宾位置。对于古典诗歌诗句的倒置，清人洪亮吉说：“诗家例用倒句法，方觉奇峭生动”。 　　《浣溪沙》全词有景有人，有形有声有色，乡土气息浓郁。日高、路长、酒困、人渴，字面上表现旅途的劳累，但传达出的仍是欢畅喜悦之情，传出了主人公县令体恤民情的精神风貌。这首词既画出了初夏乡间生活的逼真画面，又记下了作者路途的经历和感受，为北宋词的社会内容开辟了新天地。 参考资料： 1、 李静 等 ．唐诗宋词鉴赏大全集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9年11月版 ：第251页 ．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

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

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

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

晓来雨过，遗踪何在？

一池萍碎。

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

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苏词向以豪放著称，但也有婉约之作，这首《水龙吟》即为其中之一。

它藉暮春之际“抛家傍路”的杨花，化“无情”之花为“有思”之人，“直是言情，非复赋物”，幽怨缠绵而又空灵飞动地抒写了带有普遍性的离愁。

篇末“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实为显志之笔，千百年来为人们反复吟诵、玩味，堪称神来之笔。

　　上阕首句“似花还似非花”出手不凡，耐人寻味。

它既咏物象，又写人言情，准确地把握住了杨花那“似花非花”的独特“风流标格”：说它“非花”，它却名为“杨花”，与百花同开同落，共同装点春光，送走春色；

说它“似花”，它色淡无香，形态细小，隐身枝头，从不为人注目爱怜。

　　次句承以“也无人惜从教坠”。

一个“坠”字，赋杨花之飘落；

一个“惜”字，有浓郁的感情色彩。

“无人惜”，是说天下惜花者虽多，惜杨花者却少。

此处用反衬法暗蕴缕缕怜惜杨花的情意，并为下片雨后觅踪伏笔。

　　“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三句承上“坠”字写杨花离枝坠地、飘落无归情状。

不说“离枝”，而言“抛家”，貌似“无情”，犹如韩愈所谓“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晚春》），实则“有思”，一似杜甫所称“落絮游丝亦有情”（《白丝行》）。

咏物至此，已见拟人端倪，亦为下文花人合一张本。

　　“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这三句由杨花写到柳树，又以柳树喻指思妇、离人，可谓咏物而不滞于物，匠心独具，想象奇特。

以下“梦随”数句化用唐人金昌绪《春怨》诗意，借杨花之飘舞以写思妇由怀人不至引发的恼人春梦，咏物生动真切，言情缠绵哀怨，可谓缘物生情，以情映物，情景交融，轻灵飞动。

　　下阕开头“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作者在这里以落红陪衬杨花，曲笔传情地抒发了对于杨花的怜惜。

继之由“晓来雨过”而问询杨花遗踪，进一步烘托出离人的春恨。

“一池萍碎”即是回答“遗踪何在”的问题。

　　以下“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这是一种想象奇妙而兼以极度夸张的手法。

这里，数字的妙用传达出作者的一番惜花伤春之情。

至此，杨花的最终归宿，和词人的满腔惜春之情水乳交融，将咏物抒情的题旨推向高潮。

篇末“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一句，总收上文，既干净利索，又余味无穷。

它由眼前的流水，联想到思妇的泪水；

又由思妇的点点泪珠，映带出空中的纷纷杨花，可谓虚中有实，实中见虚，虚实相间，妙趣横生。

这一情景交融的神来之笔，与上阕首句“似花还似非花”相呼应，画龙点睛地概括、烘托出全词的主旨，达成余音袅袅的效果。

参考资料： 1、 周汝昌 等．唐宋词鉴赏辞典（唐·五代·北宋）．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597-600

缥缈红妆照浅溪。

薄云疏雨不成泥。

送君何处古台西。

废沼夜来秋水满，茂林深处晚莺啼。

行人肠断草凄迷。

　　这是一首送别之作。

苏轼交游广泛，又多情善感，自通判杭州以来，已写下了大量的别情词，其中不乏脍炙人口的佳作。

这首词虽然不甚引人注目，却自有其不可掩的艺术特色。

　　寓情于景。

这是这首词一个最显著的特点。

全词大半篇幅写景，有点泼墨如云的劲头。

上片先写在戏马台西送别友人时的眼前景物：远处，隐约见到一个女郎的盛装映照在浅浅的溪水之中，天空云气稀薄，零星小雨仍在下着，路面上泥泞倒也无多。

而随着词人在郊野上行进的脚步，下片也拓展了境界：昨夜大雨滂沱，原来干涸的池沼已经涨满了秋水，天已傍晚，茂密的树林深处传来了黄莺的啼鸣，前方还有扑入人的视野的大片入秋枯萎的野草。

这种种景物只有“红妆照浅溪”略具美感，而因“缥缈”充其量带有几分朦胧美，其余基本色调则是灰暗、荒凉。

所以尽管词中对有关情事仅略予点明——“送君”、“行人肠断”，见出送别之意，对抒情主人公触目伤怀，感极而悲的情绪，还是可以深切体认的。

质言之，词人是借萧瑟、凄凉的秋景，来写伤别之情。

　　诗中有画。

这体现了词人在创作中的一种审美追求。

这种审美追求，来自对唐代诗人与画家集于一身的王维诗、画作品的深入体悟，也与词人持有诗画一律、诗词一体的艺术见解密不可分。

在这首词创作中，词人充分调动视觉、听觉等感官方面的功能，运用白描手法，将远近、高下、隐显、明暗等不同的景物收入画幅，绘出了一长幅秋景图，就是这方面一个成功的例子。

　　对面着笔。

这可以从末句“行人肠断草凄迷”看出来的。

词人说，面对一片凄凉而模糊的衰草，友人会极度伤心的。

单就这一句而论，可以说是情景交融，而从表现别情的角度来说，则是从对面着笔。

当然，写友人离别的悲伤，乃是为了深一层地表现词人自己的悲伤，因而有花面相映之妙。

　　这首词大半写景，写景却栩栩如生，或视、或听、或声、或色，描绘一幅真切动人的送别场景，更加深了依依惜别的情意。

参考资料： 1、 朱靖华．苏轼词新释辑评：中国书店，2007：464-466

菊暗荷枯一夜霜。

新苞绿叶照林光。

竹篱茅舍出青黄。

香雾噀人惊半破，清泉流齿怯初尝。

吴姬三日手犹香。

　　咏物诗词，义兼比兴，讲求气象，自然容易受到好评。

唐宋诗人，遵循《诗经》以来的“美”、“刺”原则，每借物寓意，有所寄讽，并以此为咏物“正宗”，而直写物象的纯粹的咏物之作，似乎已落入第二义了。

其实，“纯用赋体，描写确肖”的咏物诗词，只要在选材炼意、琢句谋篇方面技巧娴熟，精美工致，也不失为佳构。

　　苏轼是咏物能手，他的诗词中既有托讽深远的名篇，也有刻画精工的妙制，像这首咏橘词，可谓“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

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文心雕龙·物色》），巧言切状，体物细微，虽无深刻的思想内容，却饱有余味。

　　“菊暗荷枯一夜霜”，先布置环境。

咏物词，特别是咏小物的词，往往由于题材狭窄，难以展开，低手为之，易成枯窘。

东坡才大，先在题前落笔，下文便有余地抒发。

唐人皮日休《石榴歌》首句“蝉噪秋枝槐叶黄”，同此手段。

“菊暗荷枯”四字，是东坡《赠刘景文》诗“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的概括。

“一夜霜”，经霜之后，橘始变黄而味愈美。

晋王羲之帖：“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易多得。

”又白居易《拣贡橘书情》诗：“琼浆气味得霜成。

”皆可参证。

“新苞”句，轻轻点出题目。

橘有皮包裹，故称新苞。

又因橘树常绿，凌寒不凋。

《楚辞·橘颂》：“绿叶素荣，纷其可嘉兮。

”沈约《橘》诗：“绿叶迎露滋，朱苞待霜润。

”东坡用“新苞绿叶”四字，描写自然，再以“照林光”描绘之，可谓得橘之神了。

“竹篱茅舍出青黄”，好在一“出”字。

竹篱茅舍，掩映于青黄相间的橘林之中，可见橘树生长之盛，人家环境之美，一年好景，正当此时。

上片三句，纯是赋体，不杂一点抒情成分，然词人对橘的喜爱之情自见于字里行间。

　　过片二句，写尝橘的情状。

擘开橘皮，芳香的油腺如雾般喷溅；

初尝新橘，汁水在齿舌间如泉般流淌。

“香雾”、“清泉”之喻，大概是东坡颇为得意的，他的《食柑》诗也有“清泉簌簌先流齿，香雾霏霏欲噀人”之句，后来南宋诗人曾几更把它压缩为“流泉喷雾真宜酒”（《曾宏甫分饷洞庭柑》）一语了。

此词中“惊”、“怯”二字，活画出女子尝橘时的娇态。

惊，是惊于橘皮迸裂时香雾溅人，怯，是怯于橘汁的凉冷和酸味。

末句点出“吴姬”，实际也点明新橘的产地。

吴中产橘，尤以太湖中东西两洞庭山所产者为最著，洞庭橘在唐宋时为贡物。

词中谓“三日手犹香”，着意夸张。

以此作结，余音不绝，亦自有“三日绕梁”之妙。

参考资料： 1、 唐圭璋 等．唐宋词鉴赏辞典（唐五代北宋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733-734 2、 朱靖华．苏轼词新释辑评：中国书店，2007：756-758

雪花飞暖融香颊。

颊香融暖飞花雪。

欺雪任单衣。

衣单任雪欺。

别时梅子结。

结子梅时别。

归不恨开迟。

迟开恨不归。

　　上片，用烘托的笔法，写少妇暮冬时节站在雪地里，忍着严寒的威胁，盼望郎君归来的情景。

将阻碍爱情的原因归怨于一种客观事物的表达手法，人们称之为“移恨于物”。

“雪花飞暖融香颊，颊香融暖飞花雪”，点明盼望郎君的时令、气氛与环境。

漫天飞雪扑面来，反觉雪暖了脸，脸融了雪。

冷就是冷，雪就是雪。

冷、雪不可变暖，这纯属于一种心理变化。

雪有人情，人有真理，物随人变。

“欺雪任单衣，衣单任雪欺”，直议少妇穿着单衣，冒着严寒而不动摇的坚贞如一的精神。

一“欺”，一“任”，辩证地烘托了少妇铮铮贞骨的爱情。

　　下片，以回忆与推进相结合的手法，深一层地展示少妇思念郎君、盼望郎君而未愿的心态。

“别时梅子结，结子梅时别”，忆起甜蜜的岁月，美好的离别。

“梅子”不仅表明少妇与郎君离别的时令，更重要的象征着他们高洁的爱情与青春。

“归不恨开迟，迟开恨不归”，再透过一层，道出了少妇此时此地难言之隐痛。

只要你归，我不嫌梅花开晚了我最大的愁恨则是梅花开了，果子结了，你还是不回到我的身边。

“恨”中饱含几分真情，“恨”中平添几分情趣。

可谓牵肠挂肚，刻骨铭心，“恨”思绵绵无尽期。

　　全词，通过现实与回忆、景物与人情、回环与强化、直写与烘托等相结合的手法，将一位痴心的少妇思念郎君又不能如愿从而产生的愁“恨”推向了高潮。

参考资料： 1、 朱靖华、饶学刚、王文龙、饶晓明．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丛书苏轼词新释辑评．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07年1月：585-589

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著甚干忙。

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

且趁闲身未老，尽放我、些子疏狂。

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

(尽放我 一作：须放我) 思量。

能几许，忧愁风雨，一半相妨，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

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幕高张。

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

　　这首《满庭芳》以议论为主，夹以抒情。

上片由讽世到愤世，下片从自叹到自适。

它真实地展现了一个失败者复杂的内心世界，也生动地刻画了词人愤世宿和飘逸旷达的两个性格层次，在封建社会中很有典型意义。

　　词人以议论发端，用形象的艺术概括对世俗热衷的名利作了无情的嘲讽。

功名利禄曾占据过多少世人的心灵，主宰了多少世人喜怒哀乐的情感世界，它构成了世俗观念的核心。

而经历了人世浮沉的苏轼却以蔑视的眼光，称之为“蜗角虚名、蝇头微利”，进而以“算来著甚干忙”揭示了追名逐利的虚幻。

这不仅是对世俗观念的奚落，也是对蝇营狗苟尘俗人生的否定。

词人由世俗对名利的追求，联想到党争中由此而带来的倾轧以及被伤害后的自身处境，叹道：“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

”“事”，指名利得失之事，谓此事自有因缘，不可与争；

但得者岂必强，而失者岂必弱，因此页无须过分介意。

这个思想来自老子。

《老子》说：“柔弱胜刚强。

”（第三十六章）又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

”（第七十八章）这就是“谁弱又谁强”一句的本意。

一方面，“木强则折”（第七十六章）；

一方面，“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夫唯不争，故无忧”（第八章），苏轼领会此意，故“得罪以来，深自闭塞，···不敢作文字”（黄州所作《答李端叔书》）。

“饮中真味老更浓，醉里狂言醒可怕”（《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是他这个时期自处的信条。

所以，“且趁闲身未老，尽放我、些子疏狂。

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

”意图在醉中不问世事，以全身远祸。

一“浑”字抒发了以沉醉替换痛苦的悲愤。

一个愤世嫉俗而以无言抗争的词人形象呼之欲出。

　　下片于自叙中夹以议论。

“思量，能几许”，承上“百年里”说来，谓人生能几；

而“忧愁风雨，一半相妨”，即李白“为欢几何”之意。

“风雨”自指政治上的风风雨雨，所“妨”者是人生乐事。

陆游《假日书事》诗所云“但嫌尤畏（尤才畏讥）妨人乐”，即是此意。

苏轼一踏上仕途便卷入朝廷政治斗争的漩涡，此后命途多难，先后排挤出朝，继又陷身大狱，幸免一死，带罪贬逐，昔时朋友相聚，文酒之欢，此时则唯有“清诗独吟还自和，白酒已尽谁能借。

不惜青春忽忽过，但恐欢意年年谢”（《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

当此时，词人几于万念皆灰。

“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是因“忧愁风雨”而彻悟之语。

他的《答李端叔书》中有一段话可作为这两句词的极好注解：“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地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

而其科号为‘直言进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

人苦不自知，既已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哓哓至今，坐此得罪既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

然世人逐以轼为欲立异同，则过矣。

妄论利害，才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

譬之候虫时鸟，自鸣自已，何足为损益。

”可见“抵死（老是）说短论长”之要不得。

词人自嘲自解，其中实又包含满肚子不平之气。

下面笔锋一转，以“幸”字领起，以解脱的心情即景抒怀。

造物者无尽藏的清风皓月、无际的苔茵、高张的云幕，这个浩大无穷的现象世界使词人的心量变得无限之大。

那令人鄙夷的“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的狭小世界在眼前消失了，词人忘怀了世俗一切烦恼，再也无意向外驰求满足，而愿与造化同乐，最后在“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的高唱中，情绪变得豁达开朗，超脱功利世界的闲静之情终于成为其人生的至乐之情，在新的精神平衡中洋溢着超乎俗世的圣洁理想，词人那飘逸旷达的风采跃然纸上。

　　苏轼在词中擅长抒写人生。

他高于一般词人之处，在于他能从人生的矛盾、感情的漩涡中解脱出来，追求一种精神上的解放，正因如此，苏轼描写的人类心灵就比别人多一个层次。

这也是他的词能使人“登高望远”的一个重要原因。

　　词人重在解脱，在感情生活中表达了一种理性追求，故不免要以议论入词。

此首《满庭芳》便表现出这一特色。

词人“满心而发，肆口而成”，意显词浅，带有口语化的痕迹，似毫不经意，然又颇具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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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未肯入东门，走马还寻去岁村。

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

江城白酒三杯酽，野老苍颜一笑温。

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

　　作者写这首诗时，来到黄州已两年了，乌台诗案的骇浪已成往事，诗人“本州安置”的困境却无法摆脱。

《初到黄州》就自找乐趣：“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后又自寻精神寄托，手抄《金刚经》，又筑南堂，开垦东坡；

得郡守徐猷庇护，访游近地，与渔樵相处。

至黄州后续有新交，诗酒唱和。

诗题中的“潘、郭二生”，即在黄州朝夕相处的潘丙、郭遘。

前一年正月二十日，苏轼去岐亭访陈慥，潘丙、郭遘和另一位新交的朋友古道耕相送至女王城，作过一首七律。

一年过去了，又是正月二十日。

想起一年前的这一天，潘、古、郭三人伴送出城所感到的春意，诗人心境荡漾。

起句是据前一年所感的设想。

“东风”为春之信使，如城里有了春意，“东风”这位信使就先自东门而入；

此时，苏轼却一点感觉也没有，他想，恐怕是“东风未肯入东门”吧。

至于为什么“未肯入东门”，妙在不言之中。

但“忽记去年是日”出城之前，也是“十日春寒未出门”，一到郊外方知“江柳已摇村”。

就在这年到郊外尚未入城的早春时节，渴望春意的诗人主动“出郊寻春”了。

他是旧地寻春，又是“走马”而去，所以次句说“走马还寻去岁村”。

　　接下去不写寻春所获，却宕开一笔，忽出警句：“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

”纪昀评价说：“三、四（句）深警。

”人如侯鸟，有感于外界信息而动。

鸿雁南来北往，即使年年如此从不懈怠，在瞬息万变的宇宙中也不会留下什么痕迹。

人之如候鸟，正在于此，只不过人间的信息比自然季侯要复杂得多；

但同样，人因有感而动，其中一切经历、一切思绪，也只如春梦一般，时过境迁，了无痕迹。

苏轼之所以有“人似秋鸿，事如春梦”之感，究其根源，是由于他遭受过乌台诗案的沉重打击，又正在贬逐之中，只有把一切往事，一切留恋和烦恼，都强自推向“春梦了无痕”的虚无境地，以解脱失意中难以消除的痛苦。

纪昀评所谓“深警”，说的就是此意。

这是就三、四两句本身来说。

若就它在全诗中的关合来说，则妙在虚实离即之闻。

“人似秋鸿”，实接首联；

“事如春梦”，反照下文。

把人生进取、政治抱负都看得淡漠了，于是才有超然旷达、出郊寻春之举，于是才有下边四句所表达的春游之乐。

它看似游离，实为全诗的关键所在。

　　“江城”指位于长江北岸的黄州。

味道醇厚的江城白酒，笑意温和的野老苍颜，既可具体指这次春游的欢聚畅饮，也可概括苏轼在黄州的生活乐趣。

总之，他是以此为乐，甚至要以此为归宿了。

前一年访故友陈慥，有三位新交的朋友相送，春意涌上心头；

这一年出郊寻春，又有潘丙、郭遘为伴，酒醺颜面。

山水自然之乐，人情朴野之纯，完全可以驱除那些烦恼的往事，也完全可以冲淡甚至忘却他当时的困厄。

所以，诗的最后说：“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

”“赋《招魂》”，指宋玉因屈原忠而见弃，作《招魂》讽谏楚怀王，希望他悔悟，召还屈原（这一说法出自王逸《楚辞章句》，但经后人辨析，其说有误）；

苏轼在这里借指老朋友们为他的复出奔走。

最后两句是在告慰故人：我在黄州过得很好，已和这里的朋友们约定每年作此寻春之游，你们不必为我的处境担忧，也不必为朝廷召我还京多操心。

　　苏轼“奋厉有当世志”，而且自信“致君尧舜，此事何难”。

但在神宗、哲宗两朝党争中几经起落，而其“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高广，唯已之是信”（马永卿《元城语录》），又从不“俯身从众，卑论趋时”（《登州谢宣诏赴阙表》），遂使他一生陷于无边的灾难之中。

苏轼对待历时三十年的灾难，总的态度是“随缘自适”，但各个时期又有不同。

刚开始的时候，他赴密州途中说过“用舍由时，行藏在我”（《沁园春》词）的话，那时还有还朝的愿望。

乌台诗案中他自料必死无疑，谁知未死。

而贬去黄州，恍如隔世；

经过这一次打击，“平时种种心，次第去莫留。

”（《子由自南都来陈三日而别》）他在黄州“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觉“不可胜悔”，“今虽改之，后必复作”，不如“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

”（《黄州安国寺记》）再从他在黄州的诗词文赋和种种活动看，他对起复还朝已失去信心。

因此，这首诗的结尾两句，不是牢骚，不是反语，是一种真情实感。

苏轼在黄州寄情诗书山水，寄情新交故旧，尤其是切望惠及百姓，迥异于失意文士的消极避世。

他的画像自题诗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澹州。

”也不应看作牢骚反话。

他在最失意最痛苦之时，总在努力使自己和大家都得到安慰，都生活得愉快些，这是他度过一切灾难的精神力量。

他临死时对儿子说：“吾生不恶，死必不坠。

”人们敬仰他、纪念他，一个原因是他的诗、词、文、书、画五艺俱绝，另一原因就是他有一腔正直忠厚的心肠，一种开阔旷达的襟怀。

参考资料： 1、 《宋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409-4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