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报边烽照石头，旋闻胡马集瓜州。

诸公谁听刍荛策，吾辈空怀畎亩忧。

急雪打窗心共碎，危楼望远涕俱流。

岂知今日淮南路，乱絮飞花送客舟。

　　这是一首抒写报国之情和忧国之念的作品。

诗的前六句追怀旧事，寄慨遥深；

后两句既有送行之意，也有对金兵的突然退却难以置信，又欣喜若狂。

　　“初报边烽照石头，旋闻胡马集瓜州。

”二句以简洁的笔墨概括了金兵南犯的经过，同时也交待了诗的写作背景。

诗人最初听说金兵已迫近南京城，来势凶猛；

不久又得闻金兵集结在瓜州渡，气焰益炽。

　　处此危难之际，诗人多想挺身而出，联合抗金志士，挽狂澜于既倒，为国除危，为民解难。

可是，只求苟安、不思恢复的南宋朝廷早已把他看成心存不轨的异己分子，不能容许他执掌重兵、慷慨赴敌。

意识到这一点，诗人内心充满愤慨：“诸公谁听刍荛策？

吾辈空怀畎亩忧。

”诗人曾多次向朝廷提出抗敌复国的军事策略和政治措施，然而满朝公卿，尽皆畏敌如虎，嫉贤如仇，没人肯听取他的意见。

诗人的上书，要么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要么如虎须捋毛，招致处罚。

作为备受歧视的在野人士，他只有徒然地为时局担忧。

这两句前后照应，因果分明，对比强烈：一边是诸公堵塞贤路，不恤国计；

另一边则是诗人系念时局，忧心如焚。

孰是孰非，孰善孰恶，一目了然。

　　“急雪打窗心共碎，危楼望远涕俱流。

”二句借景抒情，益见其愤慨之烈、痛苦之深。

“危楼”，即高楼。

当时，诗人身受羁绊，无计可施，拳拳报国之心竟与打到窗上的急雪一样碎成粉末；

登上高楼，远望狼烟四起，诗人更不禁涕泪交流。

这一切，虽已成为旧日之事，却深深地镌刻在诗人的记忆之中。

“七兄”即将奔赴的扬州正是当时的兵燹之地。

　　在送别的时刻，诗人首先想到那惨痛的景象并形诸诗笔，是极为自然的事情后两句折回题意，渲染送别之情。

“岂知”，点明形势的变化出乎诗人的意料之外——当初，他何曾料及金兵会发生内讧，使一场更大的战祸得以弭息。

“乱絮飞花”，则暗示随着金兵的撤离，淮水以南地区又恢复了和平景象。

诗人笔下的花絮，不仅充满生机和活力，而且具有人的意识、人的情感，欣然担负起送客的使命。

它们追随在七兄乘坐的小舟前后蹁跹起舞，既表欢送之情，亦致挽留之意。

此情此意，不能不使七兄深受感动。

其实，多情的与其说是乱絮飞花，莫如说是诗人自己。

诗人自己眷眷然不忍与七兄分别，却不从正面说破，而将自己的感情赋予乱絮和飞花，于是，乱絮飞花便变得如此深情缱绻。

这幅生意盎然的“送客图”，实际上只是诗人的主观意识外化后产生的某种幻象。

如果说诗的五、六两句是触景生情的话，那么，这两句则是移情于景了。

而无论触景生情，还是移情于景，究其效用，都有助于创造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增强诗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

　　从艺术上看，这首诗不仅属对精切，造语工巧，而且情寓景中，意余言外。

参考资料： 1、 陆坚 主编．陆游诗词赏析集．成都：巴蜀书社，1990：8-10

西风挟雨声翻浪。

恰洗尽、黄茅瘴。

老惯人间齐得丧。

千岩高卧，五湖归棹，替却凌烟像。

故人小驻平戎帐，白羽腰间气何壮。

我老渔樵君将相。

小槽红酒，晚香丹荔，记取蛮江上。

　　上片开头三句“西风挟雨声翻浪，恰洗尽，黄茅瘴”，以摧枯拉朽之笔力，写出秋风秋雨终于赶走了难熬的瘴气，颇有“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的味道。

词人压抑郁闷的心情似乎也一扫而光，变得澄明起来。

“老惯人间齐得丧”，说自己历尽人间万事，已把得失荣辱看得超然平淡了。

词人虽正当盛年却早生白发，也就有了叹老嗟悲的资格。

“千岩高卧”三句，表达了词人归隐的意向。

　　下片六句，所言尽是将来的事情，是酒酣耳热时朋友问的互相戏谑之言。

“小槽红酒，晚香丹荔，记取蛮江上”，这种“苟富贵，勿相忘”式的戏谑之言，出自词人口中别具深意。

观词人一生，他并不是一个轻易言败的人，对此调笑之言，读者不必过于当真。

虽属戏谑之言，我们却看到了朋友之间毫无芥蒂的豪爽的相处，同时也使得这首词具有了丰富的情感内涵。

　　该词用对比方法写出了词人和朱景参不同的处境和心情。

上片主要是词人心情的流露，表明自己愿意退隐、不再追求功名，颇有萧散苍凉之感。

下片主要写朱景参春风得意，与自己的归隐生活作比，字里行间又希望朱景参在得意时不要忘了老朋友，暗示了词人消极中寄希望于未来的心情。

参考资料： 1、 江守义注评,陆游诗词选,黄山书社,2008.2,第163页

兄去游东阁，才堪直北扉。

莫忧持橐晚，姑记乞身归。

道义无今古，功名有是非。

临分出苦语，不敢计从违。

　　此诗作于升之宫学秩满之时，在绍兴二十一、二年间，时陆游居山阴。

　　钱仲联详注仲高身世，大略云：仲高，陆游从兄陆升之也。

绍兴十八年（戊辰）进士，其人阿附秦桧，谄事桧党两浙转运使兼临安知府曹泳。

泳为政凶酷，缙绅畏之如鬼蜮。

时升之为右通直郎，与右承务郎李孟坚亲善。

孟坚之父光私撰国史，语涉朝政，或多讪谤褒贬。

孟坚以秘事告之，升之发之以告泳，泳检举於朝，光故得罪。

後桧死，泳被贬窜新州，升之坐为秦党亦被黜。

“临分出苦语，不敢计从违”一句，深有规劝之意。

　　此诗直白无碍，意思不必过多解释，仲高时往投丞相秦桧门下，故陆游在此诗中予以规儆。

“道义无今古，功名有是非”，道义是不分古今的，但凡稍有智识、操守的人都应遵守，然而功名却很难说了。

当逢有道之世，求取功名而不悖于道义，或说功名与道义体现为一致性时，自当努力追取。

这正是儒家传统的积极用世思想。

历数中国古代士人，但凡事业有成者莫不类此，国旺家兴，名垂后世，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统统实现。

但这样的世道，泱泱中华、上下五千载也只是凤毛麟角，因此多是一种理想状态。

而遭逢乱世，帝王昏聩、奸佞当道，功名与道义则体现为对立的关系，这在漫长的中华历史中则是一种常态。

士人往往有两类选择：一是舍道义而就功名。

陆仲高年轻时正是走了这样一条路。

绍兴二十年（1150），陆仲高任诸王宫大小学教授，之后阿附秦桧，以告发秦桧政敌李光作私史事（仲高为李光侄婿），擢大宗正丞。

显然这样的一种选择很为时人所不耻，陆游在此诗中也正是劝他不如请求退职。

另一种选择是坚决维护道义，至少是维护心中的道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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