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

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

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

铺床拂席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

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

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

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

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

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鞿？

(鞿 一作：靰)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

写作手法　　诗以开头“山石”二字为题，却并不是歌咏山石，而是一篇叙写游踪的诗。

这诗汲取了散文中有悠久传统的游记文的写法，按照行程的顺序，叙写从“黄昏到寺”、“夜深静卧”到“天明独去”的所见、所闻和所感，是一篇诗体的山水游记。

在韩愈以前，记游诗一般都是截取某一侧面，选取某一重点，因景抒情。

汲取游记散文的特点，详记游踪，而又诗意盎然，《山石》是有独创性的。

　　按照时间顺序依次记述游踪，很容易弄成流水账。

诗人手段高明，他象电影摄影师选好外景，人物在前面活动，摄影机在后面推、拉、摇、跟，一个画面接着一个画面，在读者眼前出现。

每一画面，都有人有景有情，构成独特的意境。

全诗主要记游山寺，一开头，只用“山石荦确行径微”一句，概括了到寺之前的行程，而险峻的山石，狭窄的山路，都随着诗中主人公的攀登而移步换形。

这一句没有写人，但第二句“黄昏到寺蝙蝠飞”中的“到寺”二字，就补写了人，那就是来游的诗人。

而且，说第一句没写人，那只是说没有明写；

实际上，那山石的荦确和行径的细微，都是主人公从那里经过时看到的和感到的，正是通过这些主观感受的反映，表现他在经过了一段艰苦的翻山越岭，黄昏之时，才到了山寺。

“黄昏”，是很难变成可见可感的清晰画面的。

他巧妙地选取了一个“蝙蝠飞”的镜头，让那只有在黄昏之时才会出现的蝙蝠在寺院里盘旋，就立刻把诗中主人公和山寺，统统笼罩于幽暗的暮色之中。

“黄昏到寺”，当然先得找寺僧安排食宿，所以就出现了主人公“升堂”的镜头。

主人公是来游览的，游兴很浓，“升堂”之后，立刻退出来坐在堂前的台阶上，欣赏那院子里的花木，“芭蕉叶大栀子肥”的画面，也就跟着展开。

因为下过一场透雨，芭蕉的叶显得更大更绿，栀子花开得更盛更香更丰美。

“大”和“肥”，这是很寻常的字眼，但用在芭蕉叶和栀子花上，特别是用在“新雨足”的芭蕉叶和栀子花上，就突出了客观景物的特征，增强了形象的鲜明性，使人情不自禁地要赞美它们。

　　时间在流逝，栀子花、芭蕉叶终于隐没于夜幕之中。

于是热情的僧人便凑过来助兴，夸耀寺里的“古壁佛画好”，并拿来火把，领客人去观看。

这当儿，菜饭已经摆上了，床也铺好了，连席子都拂拭干净了。

寺僧的殷勤，宾主感情的融洽，也都得到了形象的体现。

“疏粝亦足饱我饥”一句，图画性当然不够鲜明，但这是必不可少的。

它既与结尾的“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相照应，又说明主人公游山，已经费了很多时间，走了不少路，因而饿得很。

　　写夜宿只用了两句。

“夜深静卧百虫绝”，表现了山寺之夜的清幽。

“夜深”而百虫之声始“绝”，那么在“夜深”之前，百虫自然在各献特技，合奏夜鸣曲，主人公也在欣赏夜鸣曲。

正象“鸟鸣山更幽”一样，山寺之夜，百虫合奏夜鸣曲，就比万籁俱寂还显得幽静，而静卧细听百虫合奏的主人公，也自然万虑俱消，心境也空前清静。

夜深了，百虫绝响了，接踵而来的则是“清月出岭光入扉”，主人公又兴致勃勃地隔窗赏月了。

他刚才静卧细听百虫鸣叫的神态，也在“清月出岭光入扉”的一刹那显现于读者眼前。

　　作者所游的是洛阳北面的惠林寺，同游者是李景兴、侯喜、尉迟汾，时间是公元801年（唐德宗贞元十七年）农历七月二十二日。

农谚有云：“二十一、二、三，月出鸡叫唤。

”可见诗中所说的“光入扉”的“清月”，乃是下弦月，她爬出山岭，照进窗扉，已经鸣叫头遍了。

主人公再欣赏一阵，就该天亮了。

写夜宿只两句，却不仅展现出几个有声有色的画面，表现了主人公彻夜未睡，陶醉于山中夜景的情怀，而且水到渠成，为下面写离寺早行作好了过渡。

“天明”以下六句，写离寺早行，跟着时间的推移和主人公的迈步向前，画面上的光、色、景物在不断变换，引人入胜。

“天明独去无道路”，“无道路”指天刚破晓，雾气很浓，看不清道路，所以接下去，就是“出入高下穷烟霏”的镜头。

主人公“天明”出发，眼前是一片“烟霏”的世界，不管是山的高处还是低处，全都浮动着蒙蒙雾气。

在浓雾中摸索前进，出于高处，入于低处，出于低处，又入于高处，时高时低，时低时高。

此情此境，正是饶有诗味，富于画意的。

烟霏既尽，朝阳熠耀，画面顿时增加亮度，“山红涧碧纷烂漫”的奇景就闯入主人公的眼帘。

而“时见松枥皆十围”，既为那“山红涧碧纷烂漫”的画面添景增色，又表明主人公在继续前行。

他穿行于松栎树丛之中，清风拂衣，泉声淙淙，清浅的涧水十分可爱。

于是他赤着一双脚，涉过山涧，让清凉的涧水从足背上流淌，整个身心都陶醉在大自然的美妙境界中了。

　　诗写到下山为止，游踪所及，逐次以画面展现，像旅游纪录影片，随着游人的前进，一个个有声有色有人有景的镜头不断转换。

结尾四句，总结全诗，所以姑且叫做“主题歌”。

“人生如此”，概括了此次出游山寺的全部经历，然后用“自可乐”加以肯定。

后面的三句诗，以“为人靰”的幕僚生活作反衬，表现了对山中自然美、人情美的无限向往，从而强化了全诗的艺术魅力。

　　这首诗为传统的纪游诗开拓了新领域，它汲取了山水游记的特点，按照行程的顺序逐层叙写游踪。

然而却不象记流水账那样呆板乏味，其表现手法是巧妙的。

此诗虽说是逐层叙写，仍经过严格的选择和经心的提炼。

如从“黄昏到寺”到就寝之前，实际上的所经所见所闻所感当然很多，但摄入镜头的，却只有“蝙蝠飞”、“芭蕉叶大栀子肥”、寺僧陪看壁画和“铺床拂席置羹饭”等殷勤款待的情景，因为这体现了山中的自然美和人情美，跟“为人?”的幕僚生活相对照，使诗人萌发了归耕或归隐的念头，是结尾“主题歌”所以形成的重要根据。

关于夜宿和早行，所摄者也只是最能体现山野的自然美和自由生活的那些镜头，同样是结尾的主题歌所以形成的重要根据。

　　再说，按行程顺序叙写，也就是按时间顺序叙写，时间不同，天气的阴晴和光线的强弱也不同。

这篇诗的突出特点，就在于诗人善于捕捉不同景物在特定时间、特定天气里所呈现的不同光感、不同湿度和不同色调。

如用“新雨足”表明大地的一切刚经过雨水的滋润和洗涤；

这才写主人公于苍茫暮色中赞赏“芭蕉叶大栀子肥”，而那芭蕉叶和栀子花也就带着它们在雨后日暮之时所特有的光感、湿度和色调，呈现于读者眼前。

写月而冠以“清”字，表明那是“新雨”之后的月儿。

写朝景，新奇而多变。

因为他不是写一般的朝景，而是写山中雨后的朝景。

他先以“天明独去无道路”一句，总括了山中雨霁，地面潮湿，黎明之时，浓雾弥漫的特点，然后用“出入高下穷烟霏”一句，画出了雾中早行图。

“烟霏”既“穷”，阳光普照，就看见涧水经雨而更深更碧，山花经雨而更红更亮。

于是用“山红涧碧”加以概括。

山红而涧碧，红碧相辉映，色彩已很明丽。

但由于诗人敏锐地把握了雨后天晴，秋阳照耀下的山花、涧水所特有的光感、湿度和色调，因而感到光用“红”、“碧”还很不够，又用“纷烂漫”加以渲染，才把那“山红涧碧”的美景表现得鲜艳夺目。

评价　　这篇诗，极受后人重视，影响深远。

苏轼与友人游南溪，解衣濯足，朗诵《山石》，慨然知其所以乐，因而依照原韵，作诗抒怀。

他还写过一首七绝：“荦确何人似退之，意行无路欲从谁？

宿云解驳晨光漏，独见山红涧碧诗。

”诗意、词语，都从《山石》化出。

金代元好问论诗绝句云：“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

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

”他的《中州集》壬集第九（拟栩先生王中立传）说：“予尝从先生学，问作诗究竟当如何？

先生举秦少游《春雨》诗为证，并云：此诗非不工，若以退之芭蕉叶大栀子肥之句校之，则《春雨》为妇人语矣。

”可见此诗气势遒劲，风格壮美，一直为后人所称道。

参考资料： 1、 梁川等，《唐诗三百首鉴赏》：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05，第241-243页 2、 《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781-784页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昔者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岁；帝舜及禹，年皆百岁。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然而中国未有佛也。其后殷汤亦年百岁，汤孙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书史不言其年寿所极，推其年数，盖亦俱不减百岁。周文王年九十七岁，武王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百年。此时佛法亦未入中国，非因事佛而致然也。 　　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竞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当时群臣材识不远，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维睿圣文武皇帝陛下，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即位之初，即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又不许创立寺观。臣常以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 　　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舁入大内，又令诸寺递迎供养。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何人，岂合更惜身命!”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 　　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馀，岂宜令入宫禁？ 　　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古之诸侯，行吊于其国，尚令巫祝先以桃茹祓除不祥，然后进吊。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茹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无任感激恳悃之至，谨奉表以闻。臣某诚惶诚恐。　　韩愈没能阻挡宪宗迎佛骨，还险些丧命。韩愈卒于长庆四年(824)，过了二十一年，到唐武宗会昌五年(845)，"秋七月，诏天下佛寺僧尼并勒归俗"。这是佛教"三武之难"的最后一次大劫难，又称"会昌之难"。前两次是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诏令灭佛的法难。会昌之难，时间很短，到第二年五月，新上台的唐宣宗皇帝就"诏上京增置八寺，复度僧尼"。佛教极盛时，与官吏、百姓矛盾很深，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佛教受到严重打击，元气大伤，从此再也不能重现当年盛况。韩愈的文学地位大大扩大了他的反佛思想的影响。因此，可以说，韩愈的谏迎佛骨为唐武宗灭佛作了舆论准备。韩愈作为文学家、儒学家对宋明时代也有深刻的影响，宋明时代，儒家辩论时常指对方为"释教"、"禅学"。朱熹把佛学当作当代的墨杨之学，要像孟子辟墨杨那样，大破释教，以"辟佛"为己任。总之，韩愈的谏迎佛骨，虽然在当时没有明显的实际效果，而在几年、几十年以后，他的反佛思想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影响。 译赏内容整理自网络（或由匿名网友上传），原作者已无法考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本站免费发布仅供学习参考，其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站务邮箱：service@gushiwen.org

休垂绝徼千行泪，共泛清湘一叶舟。

今日岭猿兼越鸟，可怜同听不知愁。

　　《湘中酬张十一功曹》是唐代文学家韩愈的作品，载于《全唐诗》卷三百四十三。

作者和张署遭贬后同时遇赦，诗中有遇赦北移的愉快心情，虽也有对新任职务（江陵府参军）的不满，但总的说来，喜多于悲，心中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慨。

　　当初韩愈和张署二人同时遭贬，韩愈为阳山令，张署为临武令，都在极为边远荒蛮的边塞之地。

前途的阴霾，环境的恶劣曾让二人壮志顿消，感慨于仕途的浮沉不定和自己的遭遇而黯然泣下。

此时忽逢大赦，得以脱离偏远的蛮荒之所，于是诗人止住哭泣，“休垂绝徼千行泪”，和张署“共泛清湘一叶舟”，赶往江陵赴任。

“今日岭猿兼越鸟，可怜同听不知愁。

”猿啼鸟鸣本是哀音，是孤寂、愁苦的象征，诗人在这里却故写哀音而闻之不哀，反觉可爱，进一步将内心的喜悦表露出来。

韩愈此为反话正说，令人觉得更有韵味。

其用心不可谓不巧，其立意不可谓不绝。

　　全诗用湘江泛舟的乐趣来排解往昔的忧伤，用朋友情谊的温暖来慰藉当前的苦闷，用语奇崛，笔力遒劲，体现了中唐以后的绝句注重炼意的特点。

参考资料： 1、 汤贵仁．韩愈诗选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50-51页 2、 于海娣 等．唐诗鉴赏大全集．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年12月版：第3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