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昔闻南亩，当年竟未践。屡空既有人，春兴岂自免。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己缅。鸟弄欢新节，泠风送馀善。寒竹被荒蹊，地为罕人远；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复返。即理愧通识，所保讵乃浅。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既事多所欣。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　　陶渊明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堪称第一位田园诗人。他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是诗人用田园风光和怀古遐想所编织成的一幅图画。诗分两首，表现则是同一题材和思想旨趣。 　　第一首以“在昔闻南亩”起句，叙述了劳动经过，描绘了自然界的美景，缅怀古圣先贤，赞颂他们躬耕田亩、洁身自守的高风亮节。他早就听说过南亩，只恨自己没有尽早赶来，过这俯身躬耕的日子。这里他提到《论语》里“屡空”的颜回。陶渊明不怕贫穷。这正是他用以反抗世俗的安贫乐道。他喜欢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他从村落清新的晨曦里一路走出来，架好车马，下地干活，他的胸中饱胀着自然的情怀。鸟声婉转，风中送来弥漫的花草清香，凉爽，和善，绝不寒冷。田地上的白雪潮水般褪去，荒草覆盖了冬后大地的无数小径。这偏远的、人迹罕至的地方叫人惊喜。他可以在这里找到自由。不需要繁华、光荣和热烈的事物，以及任何一个多余的人。他甚至觉得，汲汲于功名的人类是可笑的。他理解了植杖翁的遁世选择。陶渊明觉得隐居的道理应该为人生的通识感到惭愧。隐，还是不隐，一直是个问题。这个世界的通识就是，不隐，要入世，功成名就，出人头地。陶渊明还不想归隐，时候还没到，但他的愧对只是暂时的不安。他终将心安理得地归去。 　　但是，作者却意犹未尽，紧接着便以第二首的先师遗训“忧道不忧贫”之不易实践，夹叙了田间劳动的欢娱，联想到古代隐士长沮、桀溺的操行，而深感忧道之人的难得，最后以掩门长吟“聊作陇亩民”作结。陶渊明一向把孔子视为先师。孔子说过的“忧道不忧贫”，他记在心里。但他更喜欢这种“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的农耕生活。陶渊明想成为长沮、桀溺那样的隐士。他的内心有挣扎，有焦虑，本想有所作为，世界却使他望而却步。他很失望，渐渐生出一颗叛逆之心，甘愿“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这将是他生命的归宿。 　　这两首诗犹如一阕长调词的上下片，内容既紧相联系，表现上又反复吟咏，回环跌宕，言深意远。可整首诗又和谐一致，平淡自然，不假雕饰，真所谓浑然天成。仿佛诗人站在读者的面前，敞开自己的心扉，既不假思虑，又不择言词，只是娓娓地将其所作、所感、所想，毫无保留地加以倾吐。这诗，不是作出来的，也不是吟出来的，而是从诗人肺腑中流泻出来的。明人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一则说：“靖节诗句法天成而语意透彻，有似《孟子》一书。谓孟子全无意为文，不可；谓孟子为文，琢之使无痕迹，又岂足以知圣贤哉！以此论靖节，尤易晓也。”再则说：“靖节诗直写己怀，自然成文。”三则说：“靖节诗不可及者，有一等直写己怀，不事雕饰，故其语圆而气足；有一等见得道理精明，世事透彻，故其语简而意尽。”这些，都道出了陶诗的独特的风格和高度的艺术成就。 　　冲淡自然是一种文学风格，这是一种特殊的文学艺术境界。在这种境界里，我融于物，全忘我乃至无我；神与景接，神游于物而又神随景迁。这种境界的极致是悠远宁谧、一派天籁。因此，陶渊明的“鸟哢欢新节，泠风送余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就成了千古不衰的绝唱。不加雕饰却又胜于雕饰，这是一种艺术的辩证法。不过，这中间确也有诗人的艰苦的艺术劳动在，那是一个弃绝雕饰，返璞归真的艺术追求过程，没有一番扎实的苦功是难以达到这种艺术创作境界的。 　　这组诗写田野的美景和亲身耕耘的喜悦，也还由此抒发作者的缅怀。其遥想和赞美的是贫而好学、不事稼穑的颜回和安贫乐道的孔子，尤其是钦羡古代“耦而耕”的隐士荷蓧翁和长沮、桀溺。虽然，作者也表明颜回和孔子不可效法，偏重于向荷蓧翁和长沮、桀溺学习，似乎是乐于隐居田园的。不过，字里行间仍透露着对世道的关心和对清平盛世的向往。如果再注意一下此诗的写作时代，这一层思想的矛盾也就看得更清晰了。在写这两首诗后的两年，作者还去做过八十多天的彭泽令，正是在这时，他才终于对那个黑暗污浊的社会彻底丧失了信心，并表示了最后的决绝，满怀愤懑地“自免去职”、归隐田园了。这是陶渊明式的抗争。如果不深入体会这一点，而过多地苛责于他的逸隐，那就不但是轻易地否定了陶渊明的大半，而且去真实情况也不啻万里了。 　　有人认为，陶渊明《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所表现的诗意与襟怀现实而完美地昭示了一种“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人生境界。或者说，借用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四境界说”，可以认为《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代表了陶渊明站在“天地境界”对自然、功利乃至道德境界的同时超越。这就是陶渊明选择返归田园过耕读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勇气与智慧的思想资源，也是陶渊明为人为诗何以超绝凡俗的根本原因。 参考资料： 1、 《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542-544页

凄厉岁云暮，拥褐曝前轩。

南圃无遗秀，枯条盈北园。

倾壶绝馀沥，窥灶不见烟。

诗书塞座外，日昃不遑研。

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言见。

何以慰我怀，赖古多此贤。

　　此诗承《咏贫士·万族各有托》中的诗句“岂不寒与饥”，先叙贫困饥寒之状。

朔风凄厉，已近岁末。

无以取暖的老诗人，只能拥着粗布衣服，在前轩下晒太阳。

抬眼望去，昔时四院中盛开的花卉已荡然无存，青葱的树木，也成了光秃秃的枯条。

诗的前四句在严冬萧索景色的衬托中，描出了一位贫士索漠的形象。

严寒袭人，饥更来煎。

诗人一生相依为命的酒，现在即使将空壶倾得再斜，也再已倒不出一滴来；

民以食为天，但饭时已到，看着灶下，却烟火全消。

逸兴已消，诗书虽堆案盈几，却疗不得饥寒，任它胡乱塞在座外，直至白日西倾，也无兴再去研读它。

五至八句由寒及饥，由景及情，伸足“岂不寒与饥”之意。

至于日昃以后，将是又一个黄昏冬夜，如何驱遣，诗人未言，但读者不难想像。

晚岁的陶潜确实困苦之甚，世乱加上荒年，使他早时只是作为一种理想精神的“甘贫”，成了严酷的现实，其《有会而作》序云：“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

登岁之功，既不可希；

朝夕所资，烟火才通。

旬日以来，始念饥乏。

岁云夕矣，慨然永怀。

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

”所述境况正可与此诗相互发明。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

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

”《乞食》诗，更描下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诗人，已不得不为生存而告乞求贷了。

贫，毕竟并不那么容易“甘”之，不能再一味恬淡。

当初孔子困于陈，资粮断绝，“从者病，莫能兴。

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

’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孔子可以这样穷而安，而己非圣人之比，就不能不像子路那样愠恼之心见于言色。

不过虽然饥寒，虽有不平，诗人仍不愿弃“故辙”而改素志；

那么什么是诗人的精神慰安呢？

末句答道：正依靠古来那许多高风亮节，守穷不阿的“穷士”啊。

　　对比一下陶潜初隐时的诗句，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诗人的心态。

《饮酒》诗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的逸趣已为“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的窘俭所替代；

而“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读山海经》）的雅兴，亦已成了“诗书塞座外，日昃不遑研”的阑姗。

于是望中景物也都改观。

风寒，在诗人并非初历，但当初“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

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的卓拔景象已换成“南圃无遗秀，枯条盈北园”的索漠萧条。

他再也无复当年“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与子俨等疏》）的感受；

“拥褐曝前轩”这一诗歌形象，足见其当时不但是肉体上，也是精神上的疲老。

贫困把天真的诗人从云际雾里的逍遥游中，拉回到地面上来，这也许是不幸，然而却也使诗人的高洁品格获得了更充实的内含；

使他成了中国诗史上少数几位真正无愧于固穷守节之称的隐逸诗人。

虽然饥寒使他沦落到行乞的地步，但他所低首下心的不是那些督邮之流的官场屑小，而是他日夕相处的“素心人”；

心境虽然疲老了，但骨子里的傲气却并不减少壮。

诗的结末四句用孔子厄于陈蔡之典，含义尤深长。

“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言见”，字面意思是，自己未达到孔圣人的精神境界，所以才有愠色；

然而联系其“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以累己”（《感士不遇赋》）这种一贯思想来看，这两句诗实以自责为自傲。

孔子一生为推行其仁义之道而奔波风尘，这从渊明最为服膺的道家来看是以外物累己的行为。

从好的方面来看，世乱不可为，正不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所以《庄子》说“世浊不可与庄语”，甚至以为当国者形同兕柙之中的神龟。

而从不好的角度来看，《庄子》中更借盗跖之口斥孔子为名利荣禄之人。

从渊明对儒学的一贯态度看，二句虽不必有盗跖所责备于孔子那种含义，但以“闲居”与“陈厄”相对言，并虽有不平，仍将坚持素操来看，不难味出有以孔子之举为不智之意。

所以，结末他不是顺不如孔子之意，说要以孔子穷而安作榜样，而要以此下所说的各种高士为典范，以表示虽穷也必不重入世网，乱己“真意”。

穷困固然使陶潜从天上降到地上，却又使其精神进一步净化。

“严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渊明之高，其实不尽在他衣食无虑，吟唱着这两句诗的时候，而正是在这贫困的低吟中，才更见出其卓然高标。

也正因此，此诗虽极写饥寒穷困，给人的印象却决无后来孟郊、贾岛那样的寒俭相，而显出一种清癯孤洁的姿态，一种情怀深长的韵味。

苏轼说陶诗“癯而实腴”，读此诗可有所解会。

　　此诗的这种姿态韵味，也甚得力于结构语言的自然浑成。

试设想。

如果开首二句写寒后，紧接着就写饥，就必会造成促迫穷俭之感。

比如孟郊诗就常常列举饥寒之态，穷形极相，反使人酸胃。

现在于写寒之后，垫二句写景，接写饥后，再续以二句诗书之事，这就使此诗虽写饥寒而有舒徐之态、书卷之气，加以“倾壶”“窥灶”之轻描淡写，“日昃”之后的言外之言，非孔以自见的婉而不露，读来就感到仍有陶诗一贯的风行水上之致。

而更可贵的是上述结构虽巧，却非刻意经营所得。

坐于前轩下，自然会有望景之举，酒食无着后也自然会想到唯有书本为伴，但欲读之际，又忽兴意阑珊，更深一层表达了诗人的心境。

从不经意处见出天机深杳，这是陶诗与其内容上的玄趣互为表里的艺术上的妙理，二妙并具，是后人所难以企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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